来稿|香港幸福远不止“有饭开”这么简单
来稿作者:周海平
一段时期以来,香港也是多事之秋,都不平静。从特区政府到普通百姓,大家关心社会稳定,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复苏,从社会舆论到民间腔调,美斯踢球风波,罗奇言论事件,港股疲软事实,有著各种不同的声音,也是正常不过。目的都是为了香港好。
作为站在舞台中央(现代人叫C位)的港人父母官的特区政府,这回也是经受大考验。大家看得到,特区政府这回是铆足了劲,要大干一场。这从夜缤纷活动,投资贸易峰会,提出响亮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口号,以及举办各类盛事经济活动看得真真切切。
当然,想干事是态度问题,干成事却是水平问题。一边要拼经济,搞建设,一边还要立法,为23条立法进行公众咨询,分身有术,也著实不容易。这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凡事要“纲举目张”。纲举才能目张。
那么,香港的“纲”到底是什么?“目”又是什么?
实事求是说,今天的香港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要干净,没有了发展和繁荣的障碍。国家出手,让香港从此有了爱国者治港的话事局面。局面自然来之不易的。
香港的事情,千头万绪,有些还是历史问题,什么都想解决,可能不大现实。如果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把核心的问题梳理一下,由低到高,由浅入深,有些逐步解决方案以及行动力,可能效果会很不一样。简言之,香港若能解决好“纲”的问题,那“目”的问题就不是事儿,或可能迎刃而解了。
在我看来,香港的“纲”,就是香港的幸福;而“目”就是香港的形式上的东西。
我相信,幸福是每个居民都想要的。香港的幸福之一是有开工。有工开,严谨一点说是就业率。我想,就业率应有自己的荣枯线,多少是乐观,多少是糟糕,应该有精细的统计数据才行。
符合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动力和繁荣景象,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过去总讲,社会发展要“以民为本”,其实,就业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民为本”的晴雨指标。
想想,对家庭而言,有工开意味著有饭开,有饭开,家庭才会和谐,反之,则搞出很多事,好简单的逻辑。政府围绕就业率制定的一些公共政策,肯定是没错的。
二是最低人工工时。最低人工工时,其实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雇主可承受的成本考虑,做出的一个保障最低人群生活水平的法律保护,说得再具体一点是广大的体力劳动者。目的自然是保护最糟糕的一群人的基本生活权益。而脑力劳动者,自然不在这个范畴,比如我们特区的18万公务员队伍。
虽然最低人工工时各国标准都不一样,但高与低,却可以反映出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的生活品质。比如乌克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跑到欧盟去打工,而不在本国就业,很显然,欧盟的最低人工工时高。所谓“人往高处走”不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每一届行政长官都说,要把香港发展与繁荣的红利,惠及到普通香港人身上,而提高最低人工工时,可能是提高基层市民生活收入的一个最实在的举措。如果每年都有提高,雇主也能接受,当然是好事,以小可以见大。这都是红利的一部分。
三是人尽其才。香港的未来在于青年人,青年人的核心在于读书的青年。读书有未来,读书大有前途。社会应该鼓励读书,有管道提供发达机会,为国家,为香港,更为自己未来的生活而努力。
老实说,对于读书的青年来说,学成出(归)来,找到一份专业对口、才尽其用的职业,对读书的意义很重要。这显示了管治者对职业安排和人才配置的能力,包括未来的人才储备计划。老实说,这比政府零打碎敲的职位录取的机会要系统很多,都是超越了KPI的重要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社会能否为本港毕业以及海外归来的各类人才,提供人尽其才的发挥舞台,以及符合市场化的收入水平,或制定相应的法规,或提供打造香港版的马斯克和阿里巴巴一样的创科天才和巨无霸企业的孵化土壤,真的很考验管治团队的治理能力。
当然,我看到特区政府这些年,高度重视人才的价值,著手推动“抢人才”计划并取得成效。可谓迈出了第一步,未来随著人才的个性化需求,“抢人才”或更加任重道远。
香港的幸福之二是社会化组织要发动起来。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我直觉认为,香港这一百多年来,受政府资助的大大小小的各类社会组织应该不下上千家,社工从业人员至少数以万计,客观讲,都是香港过往社会化服务得到外界好评的重要载体。这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一只重要力量。
我看到,特区政府为了提升民生服务品质,提高响应速度,搞了区议会议员选举,相信也是进一步完善服务社区,尤其是老弱病残的服务力度,可见特区的管治导向,还是以民为本,重视提升香港居民的幸福感的。
但过去的成功方式,不等于今日可以继续这样做。随著人们的需求日益个性化,或要求更高,原有的政府资助,议员和社工上门的工作方式,可能不能满足到社区服务的要求,这或是个很大的挑战。也许社会化组织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工作方式,甚至借助集约化的智能化管理手段,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能做好社区服务,把事情做到位。总之,香港的各级社会化组织要尽快行动起来,以专业水准,和区议员一道,扮演好政府与民生联系的桥梁角色。
二是社会保障服务要现代化。过往几十年,香港的社会保障服务也是有口皆碑。我理解,新时代的香港社会保障服务,应该更上一层楼,可以做得更好。
随著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据说6个香港人就有1个60岁或以上的人士)。我理解,今天的香港社会保障服务,应该围绕“老、弱、病、残、幼,以及特殊人士和家庭”的需求,从基本生活津贴申请,住房补贴申请,日常生活救助,医疗看病预约,以及公立教育等各个方面,涵盖生老病死,提供智能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没有必要以资产多少,来决定社会保障的服务对象,是香港人就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
简言之,就是用智能化技术,把全港的符合社会保障的有需要人士通通管理起来,做到24小时自动跟踪服务,简单高效,帮扶到位。香港的社会保障服务有很好的基础,应该升级到2.0版本。这其实是最好的民生。
三是政府要有持续的赚钱能力。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什么事也做不成。政府有钱,就是香港的底气,更是做大事的先决条件。
建议政府成为所有公用事业的控股股东,不仅参与利益分配,更有话语权;用好有型的行政干预之手,和无形的市场调节之手,彻底消除垄断;平衡公共财富以及调节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能太高);尤其是有几个不受任何外部环境影响的长期稳定的获利赚钱项目,确保财政盈余家底有稳健的进账,过去老话说“手上有粮,心里不慌”,钱袋子也是一个道理。有赤字居民肯定担心的。
740万香港人,生活在“一国两制”的管治模式下,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幸福感越来越高,自由而安全,这本是没有错的。市民祝福特区政府审慎理财,理性投资,懂得赚钱是硬道理,建设美丽香港,富饶香港,幸福香港,应是香港的最大公约数,是政府永远的奋斗目标,相信更是所有居民的殷切期望。
香港的幸福之三,一是“一国两制”应体现财富效应。“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她不仅仅是一句承诺,更是财富效应。“一国两制”应该有独特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为香港带来财富。特区政府应该花大力气研发“一国两制”的产品和服务,相信比盛事经济可能更持久,更来钱,更有大市场。习近平主席都说,“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好制度就要继续坚持下去,没有理由取消它。我们香港应该理直气壮地研发出“一国两制”的产品和服务,使其转变为百花花的银子。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你不跟他搞同质化竞争,人家就打不过你了。
二是普通法可以当饭吃。如果说,普通法在香港的商业历史上,为香港做出过杰出的贡献,那么,中央政府赋予香港作为唯一实施普通法地区的承诺,仍然是香港的金饭碗。我们香港应该向世界宣布,普通法仍然是香港商业的灵魂,是所有在香港的资金往来,贸易往来,法律纠纷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唯一定海神针。既然普通法过往在香港可以当饭吃,今天的普通法,在香港一样可以当饭吃。从合同到契约拟定,从官方语言的确定到所有的经济行为,什么都没有变。特区政府应该明确承诺:普通法仍然是香港经济活动的唯一大法,并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定心丸。
三是23条立法立足于普通法基本原则上。国家安全是国家宪制责任。香港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制定香港自己的23条立法,无可厚非。我们应清晰告知香港居民:23条立法是基于普通法原则上的一个香港法律,条款和描述是非常清晰的。普通法的用词界定如何,23条立法表述也是一样,绝对不会有任何偏差,不会有任何弹性空间和灰色地带,更不会有事情发生后再来定性,不按法律条款,随意拉人的事情。23条立法,一是一二是二,一定清清楚楚的。和香港其他的法律一样,没有事实,没有依据,只是个人言论,是不构成违反23条立法的。一句话,我们的特区政府应该明确告诉香港居民:23条立法,不但保护国家利益不受破坏,保护香港不受伤害,也保护居民清楚知道言论自由与违法犯罪的分手岭。
当香港人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就自信满满。更不惧怕外界说什么了。香港社会从此就太平无事了。
作者周海平曾在广东电子电器制造企业任职,现为退休人士,来港定居15年。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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