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大学治理要国际化、多元化、年轻化

“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香港当前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尚未破解，在安定祥和的气氛中，我们还面临这样那样的暗礁险滩和风险挑战，如果对其处理不当，可能会给社会造成重大危害。近期香港高等教育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同院校都暴露出特殊利益集团把控大学所产生的诸多弊端，迫切要求特区政府和高校提高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来稿作者：紫荆党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各国大学内部治理一般采用行政与科研教学分权的制度，在尊重“教授治校”的原则下，各权力机构相互牵制和制约。因此，香港高等院校都设有专门的权力机构校董会或几乎享有同等权力的校委会，负责高校治理的重大事务，对大学的办学方针、发展规划、财政预算、资金筹集、选聘校长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

从法理层面看，校董会或者校委会都是信托管理人，受公众或私人所托治理学校，对委托人的信任负责，对学校和学生的利益负责。根据托管原则，校董会或校委会担负与政府和社会各界进行协调的责任，对高校进行全面、科学和公正的治理与监督。尤其重要的是，由于大学是社会公器，不论私立还是公立学校，其校董会或校委会都不能仅仅维护某一小众群体的特殊利益，而须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不能被校内外政治势力或特殊利益集团操控。

香港虽然经历百余年的英国殖民时期，接受了普通法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但仍然是一个儒家传统文化浓厚的人情社会。家族、家庭、血缘、朋友、校友、同事、同乡、熟人等圈子，造就了香港社会注重人情的关系网络，人际交往与合作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彼此关系的深浅，而不是西方社会体制中的市场选择。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中，人际关系是利益和机会分配中的关键因素，有关系者可以分享利益，无关系者则被排挤，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回归之前，英国人统辖治理权力，加上其奉行个体主义精神，对本地社会上层关系网内部的利益合作与交换有所制约；回归之后，香港迎来“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体制，加上内地同属儒家人情社会，本地精英利益集团于是方便地互相支援，争夺权位，以私害公，而政府施政一直向精英集团利益倾斜，这导致既得利益者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失去应有的社会制衡，也导致弱势社群怨声载道，幸福感、获得感持续下降。香港高等教育界治理问题只是乱象之一，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窥一斑而知全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集团是基于自利而联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多元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利益表达机制，但利益集团本身并不具有公共性，其利益表达天然蕴含排它竞争关系，因而可能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矛盾，公权私用即是其突出表现之一。美国开国元勋麦迪森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甚至指出，利益集团必然会因谋取狭隘的私利而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总体利益。掌握经济、文化、教育权力且与政府机构密切联系的某些利益集团以权谋私，摒弃利益集团概念中的多元主义民主原则，令受托掌握公权力的少数人难以被有效监管。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小型利益集团比大型利益集团更具破坏性，因为小型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典型的分利集团，追求利益再分配而不是创造公共利益，其非生产性的权力游戏浪费社会资源，极大降低社会和经济发展效率。

为了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消除小规模利益集团的影响，大学有必要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树立国际化、多元化、年轻化的改革目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校董会或校委会内部治理结构。各大高校的治理机构中宜大力吸纳世界名校的校董和知名学者，组建一流管治队伍以带领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升高校的国际化水准和综合实力；广泛吸纳香港社会各社群、各种族、各阶层、各领域、各界别的代表，令高校的治理机构能够全面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积极鼓励来自基层的年轻人加入高校管治队伍，从而引进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创新力的群体，增强高等教育的开放、开拓精神，推动高校为香港、为国家、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紫荆党成立于2020年，主席为李山，政策研究院院长为伍俊飞。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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