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梁海明｜如何升级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
第35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中旬揭幕，今年主题为“饮食文化・未来生活”。期间，一本题为《海明问海明：香港未来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和方向》的专书亦将正式出版。该书由两位同名同姓、同为博士及教授的作者合著完成，这种巧合在学术出版界极为罕见。两位作者在香港不同机构任职，也同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成员，长期研究香港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学术界一次有趣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其内容聚焦于当前形势下香港如何重新定位，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升级的背景下，发挥更积极和主动的角色。本文即为该书中一章的延伸内容，尝试从科技与金融两个香港最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出发，探讨香港在新时代多边合作架构中的定位与潜力。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合作已从初期的基建与贸易推进至更全面的合作领域，包括科技创新、资金融通、绿色转型、文化交流与制度互通等。12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不少实质进展，但也面临新挑战：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地区安全风险上升、美欧对华战略收缩等因素，令中国对外合作需要更加灵活、多元与具备制度韧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平台，香港应如何从“同路人”变为“建设者”？从“中介角色”转向“制度创新者”？这正是当下需要深思的问题。
科技与人才是区域竞争的关键驱动力。在“一带一路”沿线，东盟、中亚、中东三大板块的科技创新动能正在释放。以东盟为例，新加坡在人工智慧、金融科技领域处于亚洲领先地位，印尼与马来西亚则积极推动数字基建与绿色能源转型。中亚国家掌握大量关键矿产资源，逐步拓展与欧洲的供应链合作；中东地区则加快从石油依赖转向高科技产业与清洁能源，阿联酋与沙特更是提出具野心的AI与智慧城市计划。作为连接亚欧非的国际都会，香港若要重塑角色，必须在这些地区的科技合作中找到自身切入点，而非仅止于被动配合。
香港本身具备发展科技合作的基本条件。多所高等院校在国际科研排名中名列前茅，具备吸引国际学者与研究资金的能力；知识产权制度完备，保障创新成果；科学园与数码港等创科平台已初具规模，初创生态逐步成熟。政府近年亦透过“创科创投基金”、“高才通”及“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等措施吸引外来创科企业与专才，成效初现。然而，若要真正成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平台，香港需要的不只是人才与资金的聚集，更是具备主动设计合作机制与制度框架的能力。比起单一项目的招商引资，更应思考如何建立跨国科研联盟、推动标准协议互认、支援海外研发成果的落地与商品化。这不仅是角色定位的转变，更是制度输出的初步实践。
金融则是香港的另一核心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融通方面，香港具备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国际化的金融人才。近年来，不少来自东盟、中东与中亚的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或发债，利用其金融平台对接中国与全球资本。特区政府亦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透过“点心债”、人民币结算与离岸清算平台，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然而，随着新加坡与迪拜等地竞争加剧，香港若要巩固甚至提升其金融地位，不能仅依赖现有制度优势，而必须提供更多具针对性的金融创新服务。
例如，在可持续金融与绿色债券方面，香港可设立专属于“一带一路”的绿色项目审核机制，提供第三方认证与专业顾问支援，协助沿线国家企业降低融资门槛。同时，也可考虑推动多边货币结算平台，让人民币、里拉、迪拉姆、林吉特等区域货币能直接兑换与结算，减少对美元依赖，提升区域金融自主性。这类金融制度创新，若能在香港落地，将不仅增强香港本地的金融服务能力，更可为整个“一带一路”提供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
除了科技与金融外，清真产业与伊斯兰金融亦是香港可主动介入的潜力领域。全球穆斯林人口已超过20亿，至2050年预计将占全球人口三成。随之而来的是对清真食品、医药、旅游与金融产品的强烈需求。香港曾于2014至2017年间三度发行伊斯兰债券，建立了基础制度框架。若能进一步扩展伊斯兰金融产品，并与中东与东南亚的清真产业链接，香港有望填补内地在此领域的制度空白，成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金融枢纽。此外，清真产业不仅是经济机会，也具有高度文化与制度敏感性。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在语言、教育、宗教自由与法律制度方面具备信任优势，有能力担当此类跨文化经济合作的桥梁角色。
不过，香港要实现上述角色转型，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首先是政策协调与资源整合问题。科技与金融本属跨部门议题，涉及创科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等部门，若无统一的战略引导与整合平台，易出现重复投资或方向偏差。其次是人才结构与市场容量问题。香港虽拥有世界级大学与专业人才，但整体科研规模与产业转化能力仍不及内地与区内竞争城市，如何吸纳与留住人才，仍是长远挑战。第三是国际形象与政治风险问题。近年中美博弈加剧，部分西方媒体与投资者对香港的认知仍存误解，这对于香港发挥国际平台功能构成制约。因此，除了政策与资源的投入，香港亦需在对外沟通、国际参与与品牌建构方面投入更多努力，重塑自身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可信形象。
综上所述，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下一阶段发展中，不能仅停留于过去作为金融中介与贸易平台的传统角色，而应从科技合作的制度设计者、资金融通的创新提供者、文化经济的桥梁建设者等多个维度出发，寻找新的功能定位。这需要的不仅是单一政策扶持或短期资金投入，而是一套由上而下、跨部门协调、兼顾制度设计与国际战略的长远规划。从科技创新到清真经济，从人民币平台到跨文化合作，香港若能在这些领域中提出具体方案、设计制度平台、推动标准落地，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角色升级，并在不确定的世界格局中，为自身与国家创造新价值。
作者梁海明博士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是讯息工程学博士、资深工程师。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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