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只有同时联通内地和海外　香港才是“超级联系人”

1932年日本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等闯入总理大臣官邸，刺杀护宪运动领导者、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犬养毅临终前说“只要对话，就能理解”（话せば分かる），却得到“毋须赘言，射”（问答无用、撃て）的答复，就此身亡。接下来军国主义的擡头，确实也毋须赘言。许多悲剧正是从拒绝对话而起，而许多和解也是由建立对话开始。例如，香港人作为“当局者”，至少应该对“一国两制”、《基本法》以及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有基本认识，但很多内地人并不了解；而如果你不通过对话告诉他们，他们就会因“不知道”而继续误解。

来稿作者：李冠儒

2024年12月28日上午，内地朋友看到笔者在《中日关系回暖　香港宜把握机会改善港日关系》一文中，用港日友好、港日贸易等字眼描述立法会日本考察团之后，给笔者发了一段语重心长的文字：“我琢磨了好几天，还是觉得（笔者说的话）不妥。‘港日友好’这种说法，是‘政治不正确’的，特别是在‘港独’活动还存在的背景下，即便（你）无心，这种把香港和另一个国家相提并论的说法，也会给港独分子可乘之机——比如拿去和‘中日友好’作‘对比’。”

如果你是一位香港人，读完第一时间很可能是判断内地人喜欢“上纲上线”，质疑为何不能用“港日”？但退一步想，香港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一般内地人或许听过香港是“特别行政区”，但并不知道“特别”在哪里；他们听过“一国两制”，但是不知道其与《基本法》的内涵。你作为香港人，不去跟他们交流，不抱着“只要对话，就能理解”的心态，又怎能期待他们理解香港？

于是，尽管笔者不是法律专家，但还是在承认知识水平、两地需加强对话的前提下发送了以下信息：“我觉得要看描述的活动内容。以是次活动为例，乃香港立法会官方活动，本届立法会在‘完善选举制度’下产生，保障议员‘爱国爱港’，他们也宣了誓。《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与其他国家建立非外交的发展关系（第151条：香港特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而立法会本来就有倾听各利益相关方意见等义务…如果提及‘港日’的话，自然是要突出‘中国香港—日本’的部分。若讨论的如果是港日贸易基础，突出的内容（也）往往是香港连续多年来是所有国家/地区当中购买最多日本食材的地方等特色，与讨论中日贸易的侧重点不一样…如果客观分析港日友好在中日友好中的独立性、特殊性等，也不应算政治不正确，毕竟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单独关税区（第116条：香港特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

笔者又提及2022年中央电视台播放著名歌手张学友的香港回归25周年感言后所引发的争议。那时张学友分享：“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从这里出生，从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这对绝大部分香港人而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言论；然而，由于张学友没有提及祖国，结果被大量内地网民责骂。笔者借此事件向内地友人分析：中央电视台当年“开绿灯”播放了视频，理应反映张学友不算“政治不正确”，且他本人愿意给中央电视台拍加油视频，本就侧面证明他较爱国。张学友本人也曾表示：“我听过‘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但‘香港加油’却因为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用过，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成为了‘禁语’、‘禁色’， 我个人无法理解。”

笔者长期在北京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张学友的“无法理解”，笔者也向内地友人分享了观察心得：根本原因，是因为内地人跟香港人没有坦诚对话的平台——不少内地人总觉得香港作为“境外”有点敏感，敬而远之；不少港人觉得自己已“读懂”内地，或者认为中国制度不如西方所以不需要太多交流等。通过上述对话，内地友人表示能够接受并认同香港的特殊性，但不忘提及是因为中央认证了香港的特权，又强调自己以及许多内地人对香港依然有2019年修例风波的负面印象。

对话只是和解的大前提，不知香港读者可有与自己政治立场不一但还可以交流的内地朋友？又是否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很多朋友都认同，只有长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学习或工作，同时积极参与可以坦诚交流的活动，才有“读懂”它的基本条件。然而，面对内地时，有些朋友却又持有另一种态度，即使是在不同领域的有识之士，在谈及内地与香港关系时，大多都把“不知道”三只字挂在嘴边。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很近却又很远。粤港澳大湾区面临许多机制互认上的挑战，或许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一一被克服。但大湾区的出现，无疑促进了两地政商学研的对话，即在“强迫”大家谈一些一直都“不知道”的问题。谈论归谈论，社会不能走向只谈弊端不谈好处的极端。

另一例子是，笔者常听到内地人批评港人“忘记历史、忘记国耻”。即使是较熟悉香港的内地人，也会质疑港人普遍是“精日”（精神日本人），大骂“返乡下”的玩笑话是“叛国”。港人当然可给持上述观点者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但在笔者看来，先不论《DSE中史报考人数不足六千》等本地新闻屡见不鲜，即便笔者曾选修中史科，都几乎与日占香港史绝缘，要到中学毕业后方有机会从事日占香港经济政策研究。

日本于1941年圣诞占港后，因香港没有工业基础又被多国封锁，日军部分派系视香港为累赘，后续也确实推行限制粮食及“归乡（回内地）”的政策。港人被饿死或在归乡期间暴毙的例子，不胜枚举。笔者也确认过港人尤其是未亲历过二战及保钓运动的世代，普遍都不知晓这些史事，只有赵雨乐、邝智文、周家建及其余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在有关领域默默耕耘。笔者认为，如果不知晓日军在本地的暴行，又不了解日本在二战以来对包括中国等多国的贡献（例如政府开发援助），就谈不上客观看待中日历史。既然港人缺乏对以往日本暴行的认识，内地人批评我们“忘记历史、忘记国耻”也不无道理。另一边厢，中日关系的微妙，与内地甚少提及当代日本贡献不无关系。同样被日本侵略过的许多东南亚国家就没有顾此失彼。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在对内地客观分析及评价日本时，在消解误解与仇恨的层面，都能做得更多、更好。

承上，香港的友日氛围，允许香港在中日关系层面多作贡献。一位内地朋友向笔者坦言：“尽管我对日本的一些文化感兴趣，但想到我有位太爷爷死在日本侵华部队手上，就觉得不适。（我的）兴趣因此不会拿到台面上，尤其是在南京、沈阳、西安。”毋容置疑，港人少些历史负担，多些国际色彩，在香港可放心地讨论日本及呈现一些外国文化要素。

不过，以往港人对话的对象以本地人、外国人居多，甚少主动与内地人交流，对历史的认识不甚完整，自然未能真正“联系”祖国与外国。香港若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联系人”，就必须补苴罅漏。心态上，港人应多以一般市民的身份协助联系，无需觉得自己代表内地或香港，例如可以多对外国人介绍自己眼中的内地，对内地人讲解自己眼中的外国，笔者期待两地民间能就特定议题发表凝聚共识的白皮书。

本文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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