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改革的呼唤：合并香港八大院校

国家的奇迹，是因为改革开放。香港奇迹不再，因为我们“有开放，无改革”。香港今天终于觉醒：要改革！并提出严厉质问：本港大学的人才，世界一流，但为何对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的贡献，世界三流？

原因是：香港的体制之中，“最开放，最不改革”的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这制度设置了各式各样的制度牢笼，扼杀了本港高教界的一流人才。改革的需要迫在眉睫，否则遗害深远。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制定的《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有格局，有视野。发展高端制造业是香港的出路，但制造业只占香港生产总值1%，深圳是40%，台湾地区34%。香港的1%主要来自业界，大学的贡献微不足道。大学理应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但本港八大院校虽有国际排名和发表论文的“卓越”，实质贡献却微不足道。这是孙局长的难言之隐。特首李家超提出设立“应用科学大学”，显示他亦深感本港大学对科技创新的实际贡献薄弱。

教资委旧思维主导，制造评审牢笼

香港高教如何“最开放，最不改革”？主导香港高教的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教资会说：我们要知道香港八大院校的整体研究达到什么水平。为了回答这问题：教资会调动了361名专家，其中252名（70%）来自海外，大部分来自英国，他们以国际专家的身份飞临香港，逐一评审本港4200名教研人员的所有研究出产，共逾16,000多项。小小香港，八大院校，但这项评估工程规模之大远超全世界所有国家，没有夸张。

这361 名评审员分为13个小组，可以调动资源掌握实权的是32位正副召集人，其中24位（75%）来自英国，其余25%来自美加澳，内地和本地一名也没有。以“正副召集人”来计算，“对外开放”程度是100%。但“对外”主要是对英国。英国的科研这样独步天下，主导了75%的“国际评审”？教资会的思维停留在1997年前：国际就是英国，世界就是西方。

上述资料来自教资会最新于2021年完成的评审报告。该评审六年一次。

如此畸形开放也只是小伤。真正对香港造成的内伤，是面对数百名评审，包括252名乘坐商务客机住宿五星酒店从老远飞临的外地专家，如此架势、如此阵容，作为“被评审者”的本地学者要投入多少精神时间来应付？每一轮评审，八大院校都全民皆兵； 所谓“六年评审一次”，其实是“一次评审搞你六年”，每一轮评审完结，下一轮的准备功夫马上展开。

这类评审绝非孤例，而是覆盖教资会和研究资助局对大学拨款的所有工作。评审项目五花八门，而每一项评审都影响大学拨款，故此每所大学都全情投入，在各式各样的评审牢笼内忙得天昏地暗，不知笼外的真实世界。

院校割喉竞争，扼杀高教发展

另一个制度牢笼是八大院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世界各地大学都以竞争促进步。良性竞争是：你发展5G，我就研发6G。但香港八大院校之间竞争的“ 恶性”程度，举世无双。例如：每所大学每三年要交出6% 的学士学额作为中央“彩池”，再由八大院校重新竞逐。大学教学的拨款按学额计算，每所大学交出的学额一旦给其他大学抢走，既失资源，又损声誉，是大学校长的恶梦。世界其他地区的高校没有如此割喉式的竞争。

以上的“ 抢学额”同样并非孤例，而是通例。高烈度的零和竞争是覆盖教资会和大学研究资助局所有拨款机制的主导原则，长年累月之下，八大院校之间只有步步为营的竞争，绝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教资会为何不断激化院校之间的恶性竞争？

院校之间割喉竞争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教资会能以“ 利益冲突”为堂皇理由排除本地学者。教资会的标准口径是：“就算本地学者提出客观的意见，而非志在为自己所属院校争取利益，但外界难免会有利益冲突的观感，进而影响教资会决策的公信力。”排除八大院校的学者后，海外学者（主要来自英国）变成为唯一能够“ 不偏不倚，超然于利益冲突，为香港高教发展做出无私奉献”。

这解释了为何回归二十七年，英国设计的一套依然主导了香港高教的方向。

现代科研上的攻关项目，绝大多数需要庞大和多专项研发团队的协作，但本港大学只有竞争没有协作，于是科研人员大部份是“个体式”的运作。个体式研究最容易见效的就是出论文，加上论文能提升大学排名，能提升教研人员晋升机会，应用研究则不能，于是这个制度令本港大学研究人员聚焦出论文。

本港大学出论文一流、排名一流、“卓越”一流，实质贡献却微不足道。这是本港制度牢笼下的必然。大学排名的荒谬和遗害，我在另一篇文章已经谈及，这里不重复。

回归27年，殖民管治制度陷阱仍在

英国的殖民地曾占全世界逾25%面积和30%人口，对殖民地的管治独有心得；最擅长的，就是透过表面看似合情合理而又目标高尚的制度安排，不但实现对殖民地的操控，并在后殖民时期延续其影响。明白了这底层逻辑，就会对香港高教体系的种种制度陷阱恍然大悟，亦会明白为何回归二十七年，制度陷阱依然存在。

殖民地高等教育第一大忌，就是大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对中国充满国家情怀、民族认同的毕业生。英国人的制度设计就是务必防止这大忌出现，暗渡陈仓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从来不谈教育理念，不谈如何培养下一代接班人。香港数十年没有发表过完整的高教政策，过去二十年发表过最重要的两份政策文件都是由主导了教资会的英国专家撰写。一份是2002年的《Sutherland Report》，另一份是2016年的《Newby Report》。英国专家为香港制订的政策会否谈“贡献国家、民族认同”？这两份被教资会视为金科玉律的报告聚焦于事务性的管控事宜，最终目的就是“分而治之、激化竞争、制造利益冲突使外人主导合理化、牢固现有制度 、延续现有制度”，然后加上一连串空洞口号：“ 世界级大学、学术自由、院校自主、国际化”，让八大院校不断去“追求卓越”。

看看香港简史：2012年反国教风波，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骚乱，2017年立法会宣誓风波、2019年反修例动乱。年年风波，两年一乱，每次都有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和讲堂内大面积的缺乏国家情怀、不谈民族观念。

教资会今天依然保留着英国预设的笼牢，这不是他们意图不良，只是他们自己生活在笼牢太久，笼牢就是他们的正常世界。最近两年在爱国爱港力量的约制下，教资会由英国人主导的情况已略有收敛，但笼牢依旧，这是制度的韧力。

合并八大院校，学习西南联大精神

香港高教制度盘根错节，多方面都需要改革。我们可以抽丝剥茧，逐一纠缠，但没有这样奢华的时间。更优的选项是源头改革：合并八大院校，取消教资会，打破制度牢笼，让我们的世界级教研人才，由互相视为竞争对手改为大家联手的合作伙伴，共同攻克研究发展的难关，协同推动产研结合。这种改变才能发挥我们一流人才的惊人能量，而非另投资源去设立应用科技大学，然后继续让我们的人才困守于牢笼。

对教学而言，合并八大院校能以最优化的程度推动学科上的优势互补，让学生跨校上课、教授跨校授课、学分互认、学分转移、图书馆及体育馆等资源共享。合并后的“香港联合大学”（港联大）可参考美国的加州大学联校体系和得州大学体系的优点，但最值得学习的是全世界最史诗级的“西南联合大学”的精神，也就是为国为民。该校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办。如何“史诗级”，读者可自行网上挖掘。

合并后港联大的“总校长”负责统筹八所分校的整体发展，包括所需资源的调配。八所分校各自的校长及副校长等制度不变，职权不变，但改为向“ 总校长”负责。

港联大总校长能够轻易而更有效地取代教资会主席和教资会秘书长的工作，教资会可以解散。其实教资会的存在就是作为八大院校与政府之间集体商讨资源需要和拨款分配的双向代理人。这任务原本并不复杂，但英国为了把制度牢笼装潢得堂皇无害，过程中把教资会的工作变得复杂。其目的主要是永续其影响，但其后果却是扼杀了我们的高校人才的发挥。

大学排名方面，港联大之下的八所分校共用同一个“港联大”品牌，由港联大集齐八所分校的数据，统一向排名机构提供一套整体资料。从此八大院校一荣俱荣，优势互补。

政府2024-25财政预算显示：教资会约100名员工年度薪酬总开支连津贴是6900万元，但支付给外地专家的礼金达2900万元，而“会议开支”竟然逾6200 万元。如此惊人的“会议开支”整个特区政府内只此一家，原因就是五花八门的评审都要安排海外专家乘坐商务客位另加酒店食宿和津贴，于是这两笔花在海外（英国）专家的开支竟然大幅超越教资会全体人员的薪酬总开支。如果教资会只是“无害存在”，我们还可当这笔花费是彰显“对外开放”的宣传公关费，可惜教资会绝非“无害”，它产生的负能量把香港高等教育推上歪路，遗害深远，不配继续作为“一国两制”下制度的一部份。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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