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解决公屋管理问题的治本之策

来稿作者：周小稞

没想到，一位年过七旬的本港何伯和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内地新何太竟然成为时下香港网红级的流量明星，人气直逼MIRROR，而围绕这对老夫少妻的狗血家事也成为城中热话，引发吃瓜群众的争相捧场。对财富话题敏感的本港群众马上就注意到身价数百万乃至千万计的何伯一家包括其本人、太太和儿子都有公屋单位，并第一时间向负责管理公屋的房屋署举报。而房屋署也在三个多星期前就跟进调查，称已初步掌握有关公屋单位的资料，暂不便透露个案详情。

笔者和大多数吃瓜群众一样质疑何伯一家继续占有公屋单位的资格，并顺势查询了政府的公屋“富户政策”。按照现行的政策，除非你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或者家庭入息超过公屋申请入息限额的五倍、再或者家庭资产净值超过公屋申请入息限额的百倍，否则你无须担心需要交出公屋单位。以何伯的情况而言，他们夫妇两人的资产净值已经超出了两百万港元的资产限额，按理不应继续占有公屋资源。面对吃瓜群众的质疑，房屋署刚刚确认何伯从来就不是公屋住户，而新何太确有公屋，但因入住时间不长，现时还无须进行公屋资产申报程序。

和相对严苛的公屋申请条件（单人家庭每月入息不超过1.3万港元、资产净值不超过30万港元；两人家庭每月入息不超过2.0万港元、资产净值不超过40万港元）相比，政府的公屋“富户政策”应该说有些过于宽松。每月入息方面，一人家庭的限额为6.5万港元，而这样的收入只有不到15%的香港打工仔才可以挣到；至于资产净值，两人家庭两百万港元的资产限额虽然不算离谱，但核查起来却不容易，因为公屋住户想要规避这一要求并不困难。了解了上述“富户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去年九月至今房屋署共接获约1.2万份涉嫌滥用公屋举报，却最终在调查后只有约190个案被收回单位，因为管理上的漏洞不易弥补。

一边是相对严苛的申请条件；一边是过于宽松的续住要求。一边是大量刚刚高中毕业就申请公屋的年轻人和两手空空来到香港的新移民，因为他们更能符合严苛的申请条件，以及大量事业有成、开著奔驰宝马、拥有百万资产的公屋富户；一边是赚著不到中位数收入的年轻家庭只能拖家带口住进廉价的“㓥房”，因为他们努力工作反而使他们失去了申请公屋的资格。不合理的政策让现行的公屋运行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真正有需要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针对政策上的缺陷与管理上的松弛，政府有关部门最近确实做出了一些优化并强化了管理。譬如说，针对公屋滥用问题，房屋署在2023年5月要求公屋住户每两年就要就是否拥有香港住宅物业等做出申报；针对民众反映公屋住户拥有内地物业但未计入资产净值，房屋署也积极与内地部门合作，填补了这一漏洞。但对于民众真正有感的关键问题：达到什么样的入息或资产规模后公屋住户就不应继续享用公屋福利，政府有关部门却不敢触及，因为收紧现行“富户政策”会影响到太多公屋富户的切身利益，由此而起的反弹政府可能无法承受。

事实上，公屋存在的问题并非只有上述在微观层面遭遇的管理挑战，在宏观层面也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根据新一届政府的规划，从2023/24到2027/28这五个财政年度，香港将建造约7.8万套公屋，累积建筑开支将超过1,700亿港元，全部由房委会来承担。根据房委会自己的测算，依靠手上约600亿港元的现金及投资结余，加上每年经营产生的现金流，房委会不仅能完成上述公屋建设目标，而且还会留下约400亿港元的结余。房委会乐观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基于出售居屋产生的可观盈余，在填补了公屋运营的亏损后也为公屋建设提供了资金，但问题是，在本港楼市已转为熊市的环境下，居屋还能如此盈利吗？

除了这些直接的调整外，战后由港英政府推行的公屋政策在长期的运行中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间接的、负面的社会影响。如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能够效仿当时的新加坡，以大规模的居屋计划取代公屋的话，那么那些幸运的居屋业主就可以像现在新加坡组屋的业主一样，不仅尽享过去几十年丰厚的地产红利，更能靠不菲的租金得以安享天年，而不是如今这般蜗居在狭窄的公屋里，每天还在为弥补生活费的不足而四处奔波。此外，相对严苛的公屋申请条件也让大量30岁以下的年轻申请者为了满足入息方面的要求而甘愿从事低端的工作，牺牲了本来可以更有希望的职业发展前景。更为严重的是，租客的身份削弱了公屋住户对社会的归属感，让公屋群体成为社会骚动或动乱的温床。

有鉴于此，紫荆党一直倡议以居屋替代公屋，实行以居屋为主的房屋福利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景，也可以极大增强中低层民众对香港的归属感，并能鼓励他们力争上流，突破阶层固化的藩篱，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屋管理存在的种种漏洞，帮助政府卸下为修建公屋所应承接的财政负担。香港的其他政治团体或个人也有类似的提议，譬如有政党就呼吁政府重启公屋出售计划，也有议员建议将公屋/居屋供应比例由七三开改为五五开。

对于上述的呼声与建议，特区政府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为什么政府宁愿接受公屋管理的种种挑战、宁愿承接规模可观的财政负担而不愿调整以公屋为主的房屋福利政策呢？在笔者看来，答案可以追溯到十二年前的“孙九招”，当时为了稳住香港的楼价，政府不仅停建停售居屋，更大幅减少了公屋建设量，香港长达二十年的楼市大牛市由此开启。回到当下，特区政府宁愿多建公屋而不愿多建居屋也是为了维护香港的高楼价，进而确保土地财政收入。一句话，如果不能摆脱土地财政思维，香港的房屋深层次矛盾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化解。

作者周小稞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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