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标准工时走数　合约工时货不对办

梁振英在竞选期间曾承诺会“认真处理”标准工时问题，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后，标准工时委员会交出来的，却变成合约工时。然而，该方案却令人失望透顶，除了未能广泛保障雇员之外，也存在不少漏洞，可以预见，在立法以后，香港雇员工时“世界第一”的问题将与现时相差无几。须知过去曾荫权在任内也曾为最低工资立法，在标准工时问题上，梁振英探讨五年，却仍只交出一个合约工时烂方案，这在在显出他在任内的庸碌无能。
委员会方案有两大重点，其一，立法规定劳雇双方须订立超时补水、工时的协定。其二，规定月薪不足1.1万元的基层雇员，其工时与超时补偿的安排的比例不低于1:1，即雇员可获得不少于协议工资率（即包括交通津贴、勤工津贴、佣金等报酬）的超时工资，或以相应的补假作补偿。

合约工时倾斜资方　雇员利益靠边站

委员会方案最令人不满的，是以合约工时替代标准工时。政府、资方也许会说，未有为工时定下划一标准，是基于各行业的情况有异；若划一工时，将会带来不便、影响生产力。

这说法著实无稽，雇主的说法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雇员的工时无论多长，都是因为有合理“实际需要”，并不存在剥削。然而必需要问的是，如果一份工作有长期加班的“实际需要”，就是说某些职位的工作量多得近乎不合理，那么雇主为何不增聘人手，反而要员工不断地无偿加班？所谓的“实际需要”，说穿了根本是因为雇主希望“缩皮”节省成本。

再说，委员会方案也未有顾及员工的实际需要。设立标准工时的原意，是防止员工过劳，出现健康问题，也促进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让他们不用整天埋首工作，可以在公余时间发展个人兴趣、陪伴家人，也防止无偿加班的情况出现。而委员会对雇员的实际生活需要置诸不理，反而对雇主的荷包关怀备至，实难怪方案被指向雇方倾斜。

1.1万界线含糊不清　超时补水有名无实

方案另一为人诟病的地方，是只规定月薪在1.1万元以下员工的超时补水水平。以薪金为界，并不合理，须知雇员不是义工，他们加班，为雇主提供了额外的生产力，雇主理应为他们提供相应报酬；也就是说，超时补水理应是人皆有之的权利。将界线定在1.1万元，无疑将大部分雇员排除于保障外。

兼之，现方案漏洞丛生，就算规定了收入在1.1万元以下员工的超时补水比例，也难以保障他们的权益。一方面，政府所谓合约工时方案将令近六十万雇员受惠，但是，现时不少低技术的工种，例如洗碗、保安等，月入也动辄要1.2万、1.3万元，有分析指，不少月入低于1.1万元的雇员都是兼职、散工等，属长工性质而又曾经无偿加班的，只占当中约6%，意味在365万的劳动人口中，可能只有约三数万人能“受惠”于所谓的合约工时。

再说，就算最终有三数万人能受惠，但合约工时制度为雇主提供规避的空间。由于政府未就标准工时立法，只要雇主加长合约工时，即不用向员工支付加班费。假设员工的收入为10,900元，其正常工作时数为每天9小时，但要额外加班3小时，即共工作12小时，雇主本应支付3小时的加班补水，惟根据合约工时的制度，雇主可以索性将12小时工作写进合约，又或将薪酬略为加至1.1万元的界线，即可不用再向该雇员支付任何加班费。

此外，因为政府并无立法定明标准工时，所谓的各行业合约工时指引，在法律上毫无约束力。按照定立最低工资前的“工资保障运动”失败经验，商界根本不会将政府的无约束力劳工指引放在眼内。换言之，合约工时不但无助保障员工取得加班费，更不可能解决香港长工时的死结。

讨论五年交出烂方案　比曾荫权更不堪

犹记得梁振英上任之初，不少市民期望政府可以提升劳工福利，改变过去向商界严重倾斜的风气。梁振英的表现却不如大众预期，比起曾荫权更为不堪。曾荫权固然在任内为香港社会埋下了不少深层次矛盾问题，然而，他至少在任内也能摆平劳雇双方的争议，在他的任期第五年完成了最低工资立法，为保障劳工权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梁振英的五年任期快将过去，他承诺处理标准工时问题，交出来的却是一个货不对办的合约工时方案，昔日在政纲中洋洋洒洒大谈劳工问题的梁振英，到底为香港做出甚么实绩？

可以预见，所谓的合约工时制度下，本港职场的超长工时问题将依旧严重。下任特首林郑月娥在政纲中虽未有就标时作出承诺，她当时解释原因是该政策难以达成共识。然而，她从政多年，应明白为政者的责任就是摆平各方争议，拿出魄力为民谋福，在大是大非之前，她更需果断行事，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香港的无偿加班问题严重，多项调查亦曾指出，香港的工时全球最高，曾声言要树立施政新风的林郑月娥，在劳工保障议题上难道要步梁振英的后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