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防疫政策　回答治理之问

虽然本港疫情处于万宗高位，但政府周四（8日）宣布，确诊者的隔离及密切接触者的检疫减至五日，抵港者的快测也由七日减至五日，向复常又踏前一步。

而在前一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也公布了俗称“新十条”的防疫措施，包括轻症和无症状的感染者可以居家隔离；封控措施缩减至以楼栋、单元、楼层、住户为单位；行政区域不再要求全员核酸检测；除特殊场所外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健康码和行程码；跨地区流动同样“三不查”，而且不用落地检。防控方案虽然维持在《第九版》，但“新十条”绝对是内地防疫政策接近三年以来的重大调整。

“新十条”大幅度放宽防疫措施，当然有舆论认为与日前的反封控示威有关。但内地民众反对的正正是粗疏而不必要的限制措施，也就是指向了防疫政策的科学合理性。而正如我们曾经分析指出，随着新冠病毒的演变、内地疫苗接种率的提高等，内地不是没有条件放宽措施。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周三记者会上便指出，内地个案多为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重症和死亡比例下降，“目前的病毒更加‘温和’”，加上药物研发、疫苗接种等因素，当局才决定推出这次的“新十条”。

病毒与社会已变　防疫不得不变

反过来说，如果当局仍然以病毒致病性强、疫苗接种率低的假设，以制定及执行防疫措施，那只是落后于形势，无异于刻舟求剑。典出《吕氏春秋．慎大览》的刻舟求剑，可谓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警惕。楚国渡江者剑掉进水里，却在船上刻记号，待船停之时才在记号位置下水打捞。“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放在今天的情境说，病毒以及社会条件已变，而若措施不变，防疫若此，不亦惑乎？

在《吕氏春秋．慎大览》，紧接在刻舟求剑之前还有另一则故事。故事指出荆人欲攻打宋国，便派人先表记澭水的水位，以方便夜里渡河。但他们没为意澭水在表记之后大幅上涨，晚上竟仍“循表而夜涉”，结果多人溺毙。

世易时移宜变法　守法而弗变则悖

仅在一年之前，香港长期清零，接近与内地达成通关。其时当局采取应对零星个案的围堵策略，惟变种病毒Omicron传入本港，传播力强，短短2月之内每日新增个案由100多宗升至3万多宗水平。政府措手不及，用着旧的方法应付已经社区爆发、甚至走向失控的疫情，以致第五波期间医疗资源未能最有效地分配，大量长者染疫不治，成为香港人至今未能忘记的惨痛教训。

〈察今〉透过刻舟求剑和表水涉澭两个故事，指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道理。虽然它指出，“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但因时制宜这个道理不是空泛而论，而是写给秦国统治者的治理之道。在表水涉澭的故事后，其指出“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在刻舟求剑之后又说“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皆不离开治国之法。

经济社会问题　治理改革应对

既说是治理之道，那自然不只是防疫要循法以动、因时而化。就拿香港来说，七、八十年代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或许曾经成就经济起飞，但如今香港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发展中的殖民城市，环球竞争也远较当年激烈，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现在不也成了社会各界共识？在金融风暴和沙士夹击之下，特区政府曾经全面暂停公营供应以稳定私人市场。即使当时或许有这样扭曲操作的需要，但不到几年之后楼市已经强力复苏，仍然任由发展商主导房屋供应，其实也无异于表水涉澭。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再以港铁为例，过去一个月发生两宗严重事故，“甩门”后又“甩卡”。显然，二千年代两铁合并以及近廿年来铁路网络积极拓展，旧有政出多门的监管制度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同意了在运输及物流局辖下设立铁路署，整合及升格监管部门。但若然再不加快实施，只怕也有如渡江者等得船定了才下水打捞，不亦惑乎？

〈察今〉被视为一篇法家文章，强调针对实际情况的管治手法，流露务实主义的思想。在某个程度上，这就跟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理念相似。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要摒弃教条主义，实事求是，针对实际需要而制定做法。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共睹，现在香港能否如政府官员所说实现由治及兴，也取决于治港者能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抑或只是刻舟求剑、表水涉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