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警察聚众撑七警 时光倒流四十年
本周三（22日），警察员佐级协会及警务督察协会等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宣称共3.3万人出席，声援“七警”。无论是表态撑七警、助七警上诉或争取减刑，只要是法律所允许，其权利都应予尊重。但警队花了近四十年洗脱“有牌烂仔”的形象，成为不少市民心目中的专业执法者，一些所谓“撑警”人士却将七警的过错扭曲成“侠义”之举，到底他们是在撑警察，还是害警察？
多个警务人员协会举行集会声援七警，惹来社会议论纷纷。若以法论法，香港作为法治之区，警察休班后发表个人意见，其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他们参加集会，只要不触犯规管游行集会的《公安条例》，其权利亦应予尊重。就算出席集会的警务人员以至其他社会人士，要以募捐或其他方式，助七警上诉或争取减刑，只要不触犯“助讼”等罪行，亦无不可。
然而，一些出席当晚集会的人士，认为七警判刑过重，甚至根本不应被判罪，这些说法实需商榷。
曾健超挑衅在先 七警动私刑合法？
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七警被挑衅在先，是否就可以“合法”打人？香港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大都会，无时无刻都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例如同样为公职人员的公立医院医生护士，就不时会遭到一些不讲理的病者或家属无理谩骂，这是否意味医生护士就可随意动手打人？又如有顽劣的学生对师长出言不逊，老师们又可否围殴学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在本周二（2月22日），就有一名连续5年获成就奖的护士，因为向多次踢他的病人还击，打肿其眼部，被法庭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立，就算其袭击未致对方重伤、未有预谋、过去行为良好、为其撰写求情信者众，法官仍判其入狱半年。法官判其重刑的原因，就是“没人想过会在医院受到医护人员袭击”，因为医院原是“病人受照顾的地方”，法官也不接纳其还击之说。同理，又有谁会想过，身为执法者的警务人员会袭击市民？
这些显浅不过的道理，一般市民不会不明白，警务人员更加不应不明白。因为警察身分特殊，获法律赋予权力行使武力、使用武器，因此在警队一向重视训练警员的心理质素，他们理应能够在高压环境下公正执法，面对挑衅时仍可控制情绪、冷静处理、秉公办事。要知道警察除了面对示威者，更多时间可能要应付为非作歹的恶徒，被挑衅本来就无可避免，若受到挑衅就等同可滥用私刑，每个警务人员都自诩要“替天行道”，是否又是一个专业执法者应有之举？
判监两年孰轻孰重 社会自有公论
另一个要问的问题是，挑衅警察在先的曾健超只被判囚五周，七警却被判监两年，是否不公平？曾健超向警察淋液，袭警在先，固然罪有应得，但正如法官指出，按理而言，在曾健超被捕后，应直接押送其到旅游巴，载他返警署接受调查；然而，涉案警员却改变路线，将曾健超擡至变电站，在该处将其扔在地上，即时袭击。
而且七警在施袭过程中，是集体犯案、过程中有使用武器、围殴时间历时4分钟、更是在曾健超被绑上双手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动手，更重要是，七警作为执法者，却知法犯法，相比起曾健超的淋液行为，以至其他占中者向警方投掷胶水樽，甚至所谓的“以胸袭警”，严重程度实难相提并论。
事实上，七警本来被控的是“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罪”，最高刑罚是判处终身监禁，但法官最终改判七警罪名较轻的“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罪成，其最高刑罚为判监三年。加上七警不认罪，法官未能因其认罪而减刑。事实上，法官仍考虑到其他的求情理据，将七警判刑定为两年。如此量刑是否属于“过重”，相信社会自有公论。
当然，七警要求上诉，又或申请监刑，亦是他们的权利所在，公众应予尊重。只是，周三晚的警察集会之所以惹来社会极大回响，因为是夜予不少香港人“时光倒流四十年”之慨叹，联想到1977年的警察集会。
警察集会似曾相识 慨叹时光荏苒
在1974年，廉署成立，其严正执法、打击贪污，贪污问题严重的警队首当其冲，有不少警员被捕；由是警队对廉政的不满渐生，遂于1977年发起游行。政府不堪压力，发出局部特赦令，特赦1977年1月1 日前犯下贪污罪的警务人员。当年港英政府的做法是否合理，各有说法；惟依事后孔明之见，在特赦后，警察的贪污问题日趋改善，“有牌烂仔”之说，已少有人提及，警队渐渐步向专业化之路。
时光荏苒，四十年过去，周三这场警察集会恍惚似曾相识，其目的也是袒护犯法的同僚。然而，今日警察的形象，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次警察纠众支持犯法同僚，甚至容让用以修补警民关系的警察面书专页，分享集会照片，令不少市民感到，警队多年来建立的良好形像，经过这一夜之后又再回到四十年前。
警队高层批准集会的原因，或许是安抚警队内部情绪，但“安内”以后，警队又如何处理警队外部，也就是市民对警队的不满？可以说，这次集会无疑能够满足部分警员的诉求；惟不满警察此举的市民，也是颇不乏人，是故此举无疑是讨好了部分警员，但公众对警队的失望之情，又有谁来抚平？
警民关系本非对立 仇恨又是谁所种？
可以说，自占中开始，警民关系已急剧转差，七警被判罪名成立后，警察高层理应信服法庭判决，道歉认错，修补警民关系，让由七警事件引起的警民对立，暂告一段落。然而，警队却反其道而行，不但坚拒道歉，更容许属下举行集会声援罪成的七警，无疑是为已然炽烈的警民冲突添加助燃剂。
更关键的是，警民关系对立的问题严重至此，就是因为政府施政一意孤行、不顾民意；一旦出现社会运动，政府随即动用大量警力严控。可以说，大多参与社运的市民，也是带着一腔热诚，无意针对警察；而大多数处理示威的警察，也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对示威者本无恨意。惟抗争者、代表政府的警察在街头遇上，冲突便一发不可收拾。至于是谁将警、民置于对立面，令彼此视对方为斗争对象？相信答案甚为明晰。
解铃还需系铃人，还需要解之有道。但政府似乎尚未明了解铃之道，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政府将增加警队人手达608人，而占新增人手大多数的机动部队（PTU）及冲锋队（EU）等，均为处理示威者的先头部队，这实有针对示威者之虞，甚至有消息指，警方拟扩大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O记）编制，是针对调查社运人士之举。
但政府需记得，昔日占中何以发生。在2014年9月26日当晚，由学联、学民思潮举行的“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本来参与人数不多，及后警队决定围困示威者、施行暴力，再于928发放催泪弹，终致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当日行动的主事者，难道尚未明了以强硬手法处理社会运动的恶果？为何仍要执迷不悔，继续置前线警员、人民于刀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