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轨迹差异对香港的启示｜于品海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总离不开经济的比较，但究竟如何比较以及比较经济的哪个部份，却存在极大争议。经济比较究竟是指什么，是指经济规模、人均财富、科技发明？还是更为抽象的经济效率、产业结构、人才竞争力、幸福指数等？几百年来，经济学涉猎了无数这样的议题，但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独领风骚。就以卢森堡为例，它的人均GDP世界最高，但没有太多人重视，而中国人均GDP排名在50之后，却是世界经济的焦点。同样地，美国的医疗水平必然是世界之最，但为什么它在这一次疫情中死亡人数最高，超过70万，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确诊人数与人口只有五百多万的新加坡差不多，死亡人数不到五千？这究竟是医疗水平、经济水平，还是治理水平的问题，估计很多人心中有数。
美国给香港的教训．三之三
疫情的影响暴露了不同经济的本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是受灾最严重的，世界都忧虑它将成为世界经济的负担，甚至忧虑中国经济会全面崩塌。过了不久，大家对中国的注意力急速下降，因为疫情已经成为所有国家难以逃避的灾难，它快速传播，对生命和医疗体系造成的负担史无前例。当中国强力管控疫情的扩散，西方世界却对此采取等闲视之的态度，结果是欧洲和美国都深陷严重危机，疫情不仅压垮了它们的医疗体系，经济活动亦大幅下降，失业人口大幅上升。如果不是政府强力推出财政宽松政策，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将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
疫下中美经济虚实互见
究竟疫情是如何突显了经济的脆弱面，又是如何暴露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认识不足以说明经济实况，这些疑问一定会成为经济学家日后专注探究的领域。香港的情况更为严重，疫情是在反修例骚乱之后接连发生，如何从这两件无法预计的人为和大自然冲击的反思中重新认识香港的经济轨迹，必然是政府和社会精英们需要重视的。
美国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占经济活动超过81%，制造业不足11%，疫情造成的打击显而易见。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大约在55%，而中国的制造业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两倍以上，在中国GDP占比大约在27%，较之2006年峰值的32.45%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维持较高水平的国家。相比之下，香港的情况比美国更极端，服务业在香港经济中占比超过93%，而且大多是低级的服务业，生产效率很低，同样因为疫情而受到重大打击。
中国是现代经济体中少有坚持制造业经济占比在较高水平的国家，而且持续投资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巩固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整体效率发展的主动力来源。刘鹤副总理最近提出中国要注意经济发展的“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就是指一个经济体会因为“停滞型经济环节”（Stagnant Sector）的扩大，如传统服务业，挤占了“进步型经济环节”（Progressive Sector）的比重，如制造业占比大幅下降，让整体生产效率变差，最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香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在疫情逐步缓解之后，世界各地经济复苏的对比说明了中美经济所代表的两条轨迹，或许也可以提示香港如何理解经济的后续发展以及改革路径。
中美两种形态的经济结构当然不可能完整说明经济的所有发展轨迹，但它却清晰指出，不同的经济与产业结构对整体经济所产生的效益可以是千差万别的。从经济效益的视角比较，很容易说明售货员、大学教授与银行家这三种人的差别，但售货员和制造业工人的比较就困难得多，要比较科学家和科技创业者就更不容易。一个售货员可以比劳动密集的传统工人产生更高经济效益，但相对于先进智能化制造业工人的产值就相差一截。一个科学家推进了伟大的发明，收获了不俗的回报，但将发明转化为产业的创业者可能创造了更大的财富，不过亦可能是自己财富的终结者。
香港经济表现看似不俗，长年都有增长，人均GDP也是属于世界前列，但为什么依然深陷严重的民生困局，居住环境奇差，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严重滞后于总体经济表现和人均GDP？用鲍莫尔理论去评价，香港根本不存在进步型经济环节，整体经济效率低下，加上财富分配和公共服务制度落后，就算是国际金融中心，却无法避免社会阶级分化，甚至形成两个平行的社会结构，这是典型的停滞型经济模式当道的结果。鲍莫尔的理论早在六十年代末期提出，却并没有对港英政府起到警示作用，回归后的管治团队同样意识不到香港发展轨迹深陷的危机，让香港经济持续朝着停滞的方向发展。
新加坡作为香港长时期的竞争者，因为其“国父”李光耀早就意识到来自于经济结构的挑战，一直坚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多次根据世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成为著名的先进制造业中心，至今高端制造业依然占新加坡经济超过20%。至于曾经让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如今却萎缩到大约1%，新加坡的科研投入是香港的十倍以上。香港这种经济效率又如何可能与新加坡比较？更重要的是，低下的生产效率难以支撑更有效的财富分配和公共服务的品质。
改革结构缺陷才能治本
解决社会问题通常存在三个层次：解决问题本身，解决引致问题发生的直接原因，解决引致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解决反修例暴力骚乱的起点必然是确保警方具备足够能力制止骚乱，拘捕相关责任人，依法惩治。由于修例的原因被曲解，投机势力借机推动骚乱，政府必须为这种事情提供适配的治理及预防手段，既要对主要破坏力量从制度层面实行约束，更要对辅助力量起到警示作用，因为很多时候辅助力量是让事情恶化的关键，《港区国安法》代表了针对这个层次问题的重要解决手段，避免同类事情再次重现。但它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大家都知道，病毒到处都在，人的身体如果强壮就可以应对，这就是大自然进化论的底层规律，社会的情况亦然。如果社会不是存在极大的不公义，社会普遍存在对政府的不满，反修例骚乱就无法找到土壤、有机可乘，让冲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是社会关系与制度基础是否具动能和生命力，能否起到对社会“病毒”产生防御之能力所在。2019年反修例骚乱所暴露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挑战都可以通过既有机制解决，但对于最深层次的挑战却并不容易，这里就包含了改革香港长年依赖而且存在极大结构性缺陷的经济轨迹，要通过深刻的认识才能走出对这种轨迹的依赖。
或许有人会错误认定服务业就是罪魁祸首，香港因而需要再工业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路径，甚至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路径。刘鹤副总理在讲话中提到，解决鲍莫尔病的焦点，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何有效提升服务业的生产率。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已经很高，而且在发展高端制造业方面既有成就，更是在积极发展的路途上，提升制造业的生产率是得到保证的。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落后，技术和专业含量依然属于中低水平，如何让服务业同样走向高端化、科技化，是提升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今天提出注意鲍莫尔病的主要原因。
问题不是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效率差别，而是有关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面对的，向高端发展、科技发展、要效益和效率的方向发展，让从事服务业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到更高的效率回报。在中国内地探讨效率是从整个社会的视角，而不是某个行业和企业的视角。因为内地的分配制度优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很上轨道，只要继续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必然让整个社会都受惠。但在香港，就算是效率提升了，公共服务和财富分配机制却存在极大问题，效率的提升只会激化贫富差距，制造更多的社会冲突。
必须重塑香港经济轨迹
美国近年为什么要大量印钞，而且因应疫情大幅度增加直接向人民派钱，特别是失业者？那是因为它的产业与社会保障机制完全失灵，疫情暴露了制度的不完善，连制造呼吸机的能力都欠奉，必须通过特殊手段解决身处的困难，不然，经济会快速崩坍，甚至让社会冲突急速恶化。美国经济的制造业环节已经极度萎缩，因此疫情对它的打击特别严重，所有制造业相对强势的经济体都没有如此受伤害。美国复苏的势头同样会被这种结构制约，如果不是美国经济曾经因为制造业强盛而非常发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动能，它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特殊情况。但是，这一次美国会否将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实力，透过印钞、低息、财政赤字、美元的强势变得过度透支，或者它的经济能否支撑巨大的动能，让这一次的透支促成更全面的改革？至少到今天，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没有让人看见这样的走向。相反，来自右翼民粹主义的挑衅看似将逼迫美国政府走向更危险的财政境地，对经济可能造成更沉重的打击。
香港的情况并不比美国好。除了是经济结构的类似原因，香港在科技和生产率的提升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可以说连基本的认识都欠奉，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企业环节对科技和生产率提升的努力，但在香港，企业不存在这种想像和认识，更遑论政府官员能否指出方向和提供领导力。香港的经济基础远不及美国，曾经积累的实力更无法与其相比较，因此我们身处的困难远大于美国。
香港急需强势的改革，而改革的焦点首先是建立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认识，对症下药。就好像土地问题，《香港01》多次提出，用简单肤浅的方法获取土地，远不如重新夺回土地供应的主导权。增加土地供应解决了住房的第一层次问题，连为什么会出现土地供应困难的第二层次问题都没有触及，更不可能解决香港发展的困局。土地和住房供应更是针对整个经济的第一层次改革，必须从香港经济轨迹的更深层次进行再认识，直接朝向提升香港经济生产效率的高度来解决香港的鲍莫尔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科技及创意产业对香港市民生活提升的意义，才能意识到土地只是解决整个问题的起点，虽然非常重要和关键，却并非全面和彻底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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