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最自由经济体”虚名　不如思索如何“共同富裕”

本星期二（9月14日），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新一份报告将香港评为全球165个地区内最自由的经济体，而事实上从1996年首份报告起香港便几乎持续被列为首位（2002年除外）。港府急不及待发稿吹嘘庆祝，发言人称“这明确肯定香港一直以来坚定地建立一个自由经济体及提供公平营商环境的努力”。

菲沙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按照五个范畴域为各地评分，它们包括“政府规模”、“法律体系与产权”、“货币稳健”、“国际贸易自由”与“市场监管”。香港在后两者排名均为第一，“政府规模”、“货币稳健”分别为第9位与第12位，而“法律体系与产权”方面排名最差，仅得第20位。不过，报告强调现时采用数据是至2019年为止，又明言未来香港排名将受近期政治、社会事件影响而有所降低。

自由不当被资本家独享

这个“世界经济自由度”的评论准则，其实一直以来就都饱受非议。譬如加拿大经济学家、未来工作中心主任史丹福（Jim Stanford），便曾批评菲沙研究所的报告充其量只能是“资本家自由度指数”，直斥当中存在大量由富人角度出发的意识形态偏见，根本无法真正衡量普罗大众享受到的“经济自由”，并且倡议另行建立一个可以计算人民就业、收入、平等与安全程度的指数。

换一角度来看，菲沙指数有时甚至还能够倒过来反映香港社会的不平等情况。举例来说，香港于2006年至2010年间的“经济自由度”整体得分最高，在满分10里达到9分以上；偏偏根据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2005年至2008年间刚好是本港劳工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的时期，雇员报酬在生产总额增加价值所占比率均不足一半，因此香港在这时期更高的“经济自由度”表现，很有可能只是建立在劳工分享到较少经济收益的基础上。

发展社会并非只有经济

尤为讽刺的是，不到一星期前国家才刚发布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内容开宗明义指出目标是“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共同发展”，并且要求“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香港这边的管治者们却选择继续拥抱一个没打算发展全体人民自由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这跟他们近日不时宣之于口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明显有落差。

最能够反映香港管治团队这种心态的，大概要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月初出席立法会质询时间的一席话，她对议员关于“共同富裕”概念提问的回应里竟说：“在香港的情况，作为一个这么外向型、开放、资本主义的社会，很难期望没有贫富的差距……政府的行为起码第一就是经济发展，一定要促成我们的经济更好地发展”，言下之意即是要将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平等之上，并且默许贫富差距在港持续扩张。

社会的整体发展不能只追求经济，特别不能只追求肥上瘦下的畸形资本经济，对“经济自由”的理解更不应该曲解为资本家特权的修饰。港府一天不摆脱对于这种“最自由经济体”虚名的迷恋，那就没有可能真正带领本地社会全面发展，更遑论跟上国家建设“共同富裕”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