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人口政策的香港只谈人力资源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周日（30日）的局长网志中提到香港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并简略探讨导致这一现象的社会问题与福利政策。只是罗致光开首第一句便强调自己“不是负责人口政策的官员”，只是“生育率总是与劳工及福利局的工作有关”才会谈及。事实上在去年7月立法会《2019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恢复二读时，罗致光早就有过相同的言论，而在这位劳福局长一再强调自己不负责人口政策的背后，正是香港整个人口政策的模糊和不足。

人口是影响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人口政策当然也就关系著居民福祉和社会长远发展。港府开始有全面的人口政策意识始于2002年，当年政府成立了“人力发展委员会”，负责筹划及监督现时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力资源推算，并就香港的人力需求及发展人力资源、资历架构及质素保证架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同年9月，政府又成立了由政务司司长带领的“人口政策专责小组”，到2007再改组为年“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负责研究香港人口趋势和特征带来的重大挑战，并且统筹人口政策制订工作。2017年，特首林郑月娥将两个机构合并为“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委员会每任任期为两年。

从上可见，香港人口政策并非由一个固定的政策部门负责，而是依靠不同任期的特首成立专责小组或委员会来研究编写不同的报告与建议。相关成员的稳定性、是否招揽了足够多的专家学者，对其人口政策报告与建议的质量将有很大影响。以最新2020年成立的“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来说，政府的司局长就不是所有人局长都是当然委员，奇怪的是当中包含了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以及政府经济顾问反但却不见运输及房屋局、发展局、民政事务局等部门的局长尤，而这恐怕跟香港的人口政策思维始终受经济发展主导有关。

人口沦资源　规划易失衡

受到这种思维影响，本港人口政策过去更多聚焦讨论人力资源而非改善居民福祉。翻开2003年的《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2007年的《人口政策社会参与过程报告》、2012年的《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进度报告书》及2015年的《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四者内容可谓相差无几，基本都在讨论人口老化及生育率低如何导致生产力下降、不利经济效益，工作人口及资历错配不足以应付经济发展、难以吸引人才，由此提出的建议也一律是鼓励就业、改善教育及培训、吸引海外人才、支持家庭照顾儿童释放劳动力等，通篇其实只可见到经济而非人口。

而林郑月娥上任后重组的“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更加直接以“人力资源”替代“人口政策”，她本人更在《施政报告》中将委员会定性缩窄为“制定全面的人力资源策略，推动香港进一步发展高增值及多元经济。”委员会近年讨论也的确是完全集中在劳工市场之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身为“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当然委员的罗致光会觉得自己不是负责“人口政策”的官员。

人口从经济角度来看固然是一种资源，但若政府只看到人口作为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连“人口政策”也过份地偏重人口作为资源的运用，这种规划未免有失平衡。理想的人口政策不但要看到人力推动经济，更要看到人口自身的需求与福祉，比如台湾《人口政策纲领》基本理念开首便说“倡导适龄婚育，尊重生命价值，维系家庭功能，维持合理人口结构”，政策内涵更将“改善择偶环境，增加结婚机会”、“强化婚姻教育，协助打造幸福婚姻”“推动儿童及少年照顾与保护责任，营造健全生养环境”等列作推动合理人口结构的必要措施。

香港人口政策沦为人力资源讨论，当局必须看到人口政策更应该是社会养老、住房、医疗等民生福祉提升的基础，唯有负责人口政策的机构有更全面、明确的角色，纳入更多与民生福祉有关的部门和职责，才能让香港成为香港人所热爱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