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

中央近日正在推进爱国者治港的落实工作，建制派齐声附和。一些人对此有所微言，微言之处并非反对此原则，而是不满当前有份治港的爱国者多是庸碌之辈。悲观者甚至慨叹，从爱国者中根本找不到有能者治港。一旦这是现实，那实在是香港的悲哀，“一国两制”的不幸。

虽说香港社会已经黄蓝二分，深度撕裂，但在一些事情上还是有相近的意见，例如认为特区政府的防疫工作时有甩漏。近日，内地学者田飞龙在香港报章撰文表示，“中央决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亦引来一些人的共鸣。此处当然并非指建制派已为“忠诚的废物”，但社会是否有此忧虑呢？不少人心中有数。

建制派出了哪些人才？

我们常说，建制派是广义的管治联盟。他们一直在立法会占多数议席，常有代表在行政会议，甚至加入政府做官的例子也不是少见。但政绩如何呢？历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及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刘江华是民建联出身，任内无甚建树。工联会的何启明去年起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但他为基层提供了什么，市民难以看到。周三（3月3日）何启明在立法会表示“失业人士不等于困苦，有些人失业但较有钱”，便惹来党友郭伟强炮轰。

平情而论，香港经历了两年风风雨雨后，建制派不是察觉不到改变的需要。民建联的“变革香港”宣传便可谓铺天盖地，由社区横额到的士车身莫一不是。但由1月提出到现在，民建联除了在口号之外，实际变革了什么，这个问题仍然不易回答。对于新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他们只看到“在应对疫情和提振经济方面均有所承担，但支援失业人士方面仍有不足”，似乎未意识到公共财政的根本缺憾以及产业政策乏善可陈。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曾表示会派更多人加入政府出任问责官员，副主席陈克勤预告将举办“政道”治政理念研习课程，找来前特首梁振英、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等教授从政理念。但若然建制派对香港的结构问题未有充份的掌握，这样能培养出什么人才？再派多两个刘江华和何启明之类进政府，又有何用？

徘徊政争只会耽误香港

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时，乃是基于对中国发展困局的深刻认识。他指出中国从1957年开始耽误时间，再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政治局面一片混乱，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因为“两个凡是”而徘徊了两年。今天的香港经历了雨伞运动和反修例运动，新冠疫情又暴露了严峻的经济及社会问题，向来被视为爱国者、有份广义治港的建制派，是否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抑或他们仍然受一些意识形态影响而要继续徘徊在政治斗争，耽误香港的年日？

不知道是因为非建制派已经被《港区国安法》压下去，抑或因为中央政府近日正推进爱国者治港，建制派内部甚至出现了“斗左”的倾向。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便向《香港01》接示，可能蓝营内一些人“争住表现自己”，刻意放大彼此分歧及互相攻击，结果在另一个层面“搞乱”香港社会。

当中央正忙于推进爱国者治港的制度时，建制派要做的不是忙于寻找斗争对象，更不是流于形式主义地高呼爱国爱港，而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问题者，即为何过往爱国者未能令香港善治，如今社会离心离德，市民选择移民。刀刃所向者非同侪，而是向自己动刀，先变革自身。他们不应忘记中共对于干部的要求是“又红又专”，前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对于香港特首的要求除了爱国爱港还包括要有管治能力及得到市民拥戴。若以为能单单打着爱国的旗号就能在政坛乘风而上的话，那便是过于天真，看不懂真正的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