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的爱国者才适合治港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周日至周一（2月28日至3月1日）一连两天，在深圳会见香港各界人士，听取有关完善“爱国者治港”制度的意见。不少人预料，周五（3月5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会对有关问题作出指示。

《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特首及主要官员等必须效忠中国香港特区，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亦曾指出港人治港的条件是“爱国者治港”，而爱国者当然是反对港独、分离主义和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故此当局在2019年社会动荡及港独思想擡头后，考虑如何保证由爱国者治港，也不令人意外。

然而，爱国不应该是治港者的唯一条件。爱国的人很多，但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治港。前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提及特首四个条件，除了爱国爱港及中央信任之外，便包括了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拥戴。若然一名治港的爱国者没有管治能力，那么他再爱国也好，又怎样能让香港繁荣稳定？

爱国者为什么治不好港？

某程度上，香港如今的政治及社会崩坏，过去的治港者也应该负上相当的责任。正是因为治港者没有重视社会公义及经济分配，致使本地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大部份市民也未能安居乐业。繁荣、稳定沦为少数权贵专利，这不是“一国两制”的真正精神，甚至恰恰是站到了其对立面。正所谓物先腐而后虫生，社会离心离德甚至有分离主义滋长，显然反映管治出了严重问题。

需要反思管治缺失的，除了特首、行会成员及司、局长此等狭义的治港者，也应该包括建制派以及港区人大代表、政协等广义的治港者。建制派向来被视为政府管治联盟的一份子，是支持特首施政的重要力量，但他们一直以来既没有督促政府施政，甚至自己也与社会民意有所脱节。港区人大代表、政协既有参与投票选出行政长官，亦可以直接向港府高层反映意见，甚至经常获中联办等单位咨询，若然他们果真明白社会民情，早应该建议要如何改善施政以解决香港的社会及经济结构问题，而非只在社会骚乱后徒然谴责。

在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召开的“爱国者治港”会议上，不少传统政治及商界精英也获邀出席，如行会成员李国章、汤家骅、前成员范鸿龄、刘遵义、方黄吉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全国政协前常委陈永棋、刘汉铨、前政协兼前中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等。这些都是公认的爱国者，坚决反对港独、拥护中央及特区政府，但为什么香港仍然问题丛生？这实在值得我们反思。

香港需要新思维与新方法

不少与会者都是经验及资历丰富的，除了上述的范太、李国章、刘遵义、陈永棋等人，还有商界的瑞安集团罗康瑞、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九龙仓大股东吴光正等。当中吴光正最为人记得的，莫过于其1996年与董建华角逐第一届特首之位。二十多年已经过去，香港亦即将举行第六届特首选举，如今香港面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挑战与当年亦大不同。这些传统精英能对香港管治提出多少意见，社会不无疑惑。

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要有新的解决办法先要有新的思维。正如去年港澳体系换人，并不意味原有的团队不够爱国爱港，而是中央有决心以新的思维应对香港困局，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对于香港怎样才能找到适合的治港者，以至于如何才能尽快展开经济及社会改革，重新走在繁荣及稳定的道路上，我们又岂能不需要新的脑袋及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