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的精神健康　还看政府努力

前律政司司长、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黄仁龙周三（15日）早上网上直播，推广“陪我讲 Shall We Talk”计划，鼓励市民跟身边的人沟通和分享，以建立精神健康友善的社会的计划。

黄仁龙予人最大印象是他曾任律政司司长，且任内风评不俗。他现时领导的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上周六（11日）开展“陪我讲”计划，针对性地指出反修例风波带来的社会动荡及今年的疫情是市民精神健康问题的核心恶化原因之一。正如港大医学院2020年在国际医学期刊《刺针》发表的调查指，37%受访市民曾出现抑郁症状，及32%市民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症状，而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调查亦显示，受访者的平均焦虑指数达到8.82分，属临界异常水平。

基于当下精神健康的特定成因，黄仁龙认为出倾谈心理治疗（talk therapy）是关键，这也是“陪我讲”计划得名的原因之一。“倾谈”治疗在国外已是普遍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国外数据显示2/3至3/4的患者在采用倾谈治疗有显著改善。

政府责无旁贷

“陪我讲”计划不仅提醒了社会，沟通、聆听与倾谈的氛围重要，更提醒政府仅从医疗手段切入市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已不足够。政府要更致力于在社会撕裂和疫情压力下支援家庭、朋辈之间的沟通与关怀的可能。比如疫情让社福机构收入骤减，获得服务的人数减少八成。然而因为立场、肺炎影响导致的心理问题正在增加，因此政府应切实考虑增加对社福机构的资助，才能让社区更多的分期和矛盾得到支援与化解。

想要社会走向更好地沟通，更重要的还在于官民的同心。政府官员能否带头放下分歧，做到真正的倾听市民心声亦是关键。比如去年9月林郑月娥举办首场“社区对话”，初衷应是在社会巨大分歧下彼此沟通、聆听，在去寻求出路的好意。但最终因对话的时间短、人数限制严格以及没有下文等，而没有达成良好的倾听、沟通的效果。又比如政府能否在严正执法之外，看到和解、沟通的平衡，比如扩大“警诫警司”等不留案底的弹性处理方法，平衡法律的正义和社会和解、沟通的需要。

经历了一年的动荡、撕裂和新冠疫情，香港面对的困难是多方面的。经济方面，必须展开全面改革；社会治安方面，当然要回复秩序；但政治气氛及社会对立方面，也的确不利于市民的精神健康。政府应拿出诚意，带头为香港社会打开一扇不带成见、攻击的聆听、倾谈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