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抗疫成效与政治体制的迷思

俄罗斯的确诊数字位列全球第三，但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认为该国政治体制的优点可令联邦及地方合作抗疫，不会像美国发生两党之争，影响抗疫工作，故损失较少。然而，普京的观点过度简化政体与防疫效率的因果关系，更忽略影响防疫决策和成效的关键因素。

截至6月15日，俄罗斯确诊新冠肺炎的人数为52万8千多人，近7千人病殁。从病毒的感染曲线看来，俄罗斯在4月渐见确诊数字飞升，其增幅踏入5月高峰期后，已渐呈现平稳回落趋势，故对照另外两大受新冠肺炎重创的国家——美国和巴西，俄罗斯在围堵病毒的成效无疑略佳。

普京：美国政党利益凌驾社会

普京能在一个月时间压低感染曲线，自有其值得自夸之处。普京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不但说俄罗斯正从冠状病毒危机中“自信地”崛起，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更反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疫情所作的努力，因两党政治争吵而受阻。普京继说，美国现有的是“一个党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的问题”。

不过在自满的言论背后，新冠肺炎对普京的政治生涯影响亦不容忽略。作为苏联解体后唯一能为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强人领袖，普京的民意从来就不能与西方领袖的指标相题并论。回望普京在位廿载余，其民望低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亦有6成3，而最高点则为2014年时吞并克里米亚时的88%。然而，据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的民调显示，自新冠肺炎于2月传入国境，即使普京在防疫工程上与地方官员保持距离，明哲保身，其支持度亦由2月的69%，缓缓下跌至4月的历史低位59%，连带其公投大计亦遇上挑战，故普京的言论带有公关考量亦不出为奇。

可是，若认真检视普京的观点，便会发现政治政体与防疫成效，其实难以论证。理论上，俄罗斯与美国一样，因疆土辽阔不易管理，故在政体设计上，两国皆是以联邦制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形式，即各省份加入联邦后，各政治实体已没有绝对独立的主权，但仍可保有自己的法律，只须把外交、军事等部分权力让渡至联邦政府。纵然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州长选举已由地方选举，改成联邦总统提名和地方议会表决，使至美俄两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权力不尽相同，但理论上两国仍是联邦制的例子。因此，普京所批的制度优劣，应是政党之争隐含的民主与威权二元讨论。

民主国家不能做好？

虽然以民主和权威作为政体分类有其粗疏之处，但这作为平日常用的的政体表述，亦非全无参考价值。新冠肺炎爆发初期，不少行民主制的西方国家，如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陷入兵荒马乱，不但在封城决策上迟疑未决，更无法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阻止民众外出，减慢病毒扩散。相比之下，俄罗斯由对中国封关，以至推行社交距离等措施，无疑是因较少政治阻碍，而反应较快。不过从韩国与伊朗的防疫经验比照可见，上述的判断亦未免过分简化。韩国在文在寅带领下，其民主制不但未见拖着防疫工作的后腿，反而更成为亚太区的成功范本，首尔不但愿意打破市场规律，出手统筹口罩供应，更反过来出口病毒检测试剂盒予美国；反之伊朗作为威权国家，初期的防疫措施不仅被批为“佛系”，更迟迟未有民众的限制社交距离，令伊朗成为阿拉伯地区爆发的源头，故政体与防疫成效的关系实非明显。

其实民主制度本身是个好东西，只是部分政客不负责任，才会流于党争，甚或因经济而置民众生死于不顾。说到底，这不是政治体制的优劣问题，而是政府有否决心解决疫情，甚至治理效率的问题。韩国的例子便说明了，他们的政府及社会都有决心要战胜疫情。

最后，普京还犯了一个数学的疏漏，即总人口与确诊个案的正比关系。纵然美国的确诊数目为全球之最，数目逾2百万人，但毕竟美国总人口高达3亿多，故公允的指标应是“每百万人的确诊人数”。据世卫统计，美国每百万感染新冠肺炎的数字为6,141宗，比卡塔尔（27,218宗）、圣马力诺（20,441宗）、梵蒂冈（14,545宗）、安道尔（11,078宗）等国较少，位列全球12，虽然排名不佳，但亦非算是最差。因此，讨论政体与防疫成效的因果关系，其复杂程度好比政体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难有公论，但至少亦不能将一地的医疗系统承载力和质素、公众的卫生和自律意识、城市化规模、国际关系、乃至宗教信仰等直接影响防疫等因素抽空，搁置不谈，否则这只是穿凿附会的政治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