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政府能如何善用民间力量抗疫？

1894年，始于穗港的腺鼠疫，演变为波及32个国家与地区的大瘟疫，也成为了医学史的经典研究素材。其中，不少研究员着力对比地缘相近、气候相若、且同为殖民管治的香港和澳门的防疫工作。一些史学评论对当时澳门的应对工作评价高于香港，与此次新型肺炎的舆论不约而同。相比于今天外界称赞澳门防疫的力度和速度，当年澳门应对鼠疫的工作有何优胜，对今天的香港又有否借鉴之处？

不少研究认为，香港与澳门在抗疫措施上区别不大，主要举措皆为检疫、隔离治疗、清洁、消毒和处理尸体几方面。真正的区别出自两者的执行和社会动员。香港是以殖民政府主导、官民对抗，以强制为主的模式；澳门则是政府提倡，民间社团合作，全民参与型的应对。而这导致了两地社会在第一轮爆发中防疫效果的不同，以及对日后社会的型态构成产生影响。

以整饬洁净华人民居为例，香港政府的清洁小组由史路比郡轻步兵团（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志愿兵及警察，在当时洁净局执行委员会的监察下，于太平山区强制进入民居消毒，引起了华民的激烈不满和反抗。而澳门政府指定消毒民居的政策后，并未采用兵团、警察等强制执法机构进行民居消毒，而是设立防犯鼠疫公会，将具体的洁净事宜交由华人绅商处理，并未引起民间反弹。

又如在治疗方面，香港政府要求怀疑感染者一律送到“海之家”隔离，并打压中医治疗方式，令尚不了解西医的华民害怕。澳门虽同样设立了专为鼠疫而设的医院，但同时尊重中医和中国传统，将华人病疫事务全权交给华人利益的主要组织镜湖医院处理。在香港的强制的措施下，香港华民或染病者相互躲藏不报，或因此避难回乡者。

政府与社会应有的协作

由此可发现，澳门政府应对鼠疫时，着重以华人精英团体，即华商、华人医院等为中介，着重协调、合作共进退，以达到抗疫的全民参与。香港政府在中西医疗、卫生文化的冲突下，以更为直接、强制的方式，削弱华人势力（东华医院），最终却起到了官民对抗的防疫反效果。

两种模式未必有必然的优劣之分。当年香港之鼠疫亦造就了改革，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改革东华医院，又加强执行卫生法例、提供卫生服务、开展卫生教育等，亦大大提升本地华人之卫生意识。但另一方面，澳门在应对鼠疫中重视华人组织的配合，给予了他们较大的空间，也使得华人组织在鼠疫治理中进一步发展。华人社团代表华民与澳葡政府沟通，为华人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力，成为实力雄厚的政治组织，从争取华人权益到参政议政，让澳门发展成一个社团社会。

可以看到，在疫情这类大型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影响了社会的型态及之后的社会力量的构成。在这次新型肺炎疫情中，港府被指缺乏领导能力及公信力，香港民间团体包括社团、商界等都在抗疫工作中好像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甚至有所谓“民间自救”的说法。

但是没有社会能在缺少政府下有效运作，对于防疫此等重大工作，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既然民间已经积极起动，在物资分配、帮助弱势等事情上出一分力，政府更不能缺席无为，而应想办法统整民间力量，善用社会资源。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相形失色，在激发民间力量后能否化危为机，重新起领导作用，可谓考验着高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