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在疫症蔓延时——1894年香港鼠疫与社会革新

武汉肺炎来势汹汹，香港市民人心惶惶。不少人将此新型冠状病毒跟2003年之“沙士”作比较，当年笼罩香港四个月的死亡阴影复浮现。民间对当年之疫症爆发、蔓延、防治等故事如数家珍，一场危机竟成了港人之集体回忆，有份塑造港人身份认同。事实上，疫症既为公共卫生危机，但亦能带来革新。对香港公共卫生、医疗、管治模式最影响深远者，莫过于1894年造成逾2,500人死亡之鼠疫。

鼠疫俗称黑死病，传播率高、死亡率逾九成，为人类史上最严重瘟疫之一。中世纪时期，此瘟疫扩散全欧，造成大约逾2,500万人死，占欧洲人口三成至六成，令西方世界闻风丧胆。第三次亦是最后一次鼠疫全球爆发，起源自1850年代之中国云南，及后于1880年代传播至广东一带。1894年2月，广州传来爆发大规模疫症，多人死亡之消息。同年5月8日，香港发现首宗病例，两日后东华医院发现20名鼠疫患者，署理港督柏加少将根据《公共卫生条例》，宣布香港为疫埠，并紧急召集洁净局召开防疫会议。

鼠疫敲醒英殖政府

其实在鼠疫爆发之前，香港公共卫生问题已长期困扰英国殖民地政府。当时英殖政府奉行间接统治方式，对香港华人采用不干预政策。当时唯一之公立医院为国家医院，诊费昂贵，普通华人根本不能负担，而华人亦认为该医院只服务欧人，并有“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儒家传统观念，因而对切割疗法之西方医术抱有怀疑。随着华人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提高，买办之精英阶层于1870年成立东华医院，为本地华人赠医施药，东华三院总理亦充当本地华人与殖民政府之沟通桥梁，一跃成显赫一方之社会领袖。

1880年英国公共卫生之父查维克（Edwin Chadwick）之子奥斯伯特（Osbert Chadwick）受殖民大臣金巴利伯爵之命来港考察。英国工业革命催生现代城市，贫富工人之生活环境及城市卫生质素却严重滞后，直至查维克于1842年发表报告后方掀起一场公共卫生运动，设立《公共健康法》，于城市兴建大型排污系统等。奥斯伯特来港之时，本地华人的生活环境亦相当恶劣。人在床上睡、猪在床下躺，人畜长期共居于狭小空间。1882年写成之《查维克报告书》指出华人楼宇不合卫生，必须改善通风、照明、排污系统，并设立卫生检查制度及一所洁净局。洁净局遂应运而生，后来更改组成市政局，开创香港百多年之市政架构。

奥斯伯特称，“我相信，我的建议若蒙采纳，大众健康会立即改善，用不着疫症强迫我们承认其中道理。”不过由于《查维克报告书》的建议涉及庞大开支，加上遭华人领袖及商人反对，最终大多建议不了了之。结果奥斯伯特一语成谶，1894年鼠疫爆发，政府才在迷梦中惊醒过来。不过，当局草拟及颁布紧急防疫条例，如在人烟稠密之太平山区推行“洗太平地”行动，清洗华人住所内所有物件甚至烧毁，强行将患者带走及隔离，并将尸体移送至指定地方埋葬，却引起华人强烈抵制。

鼠疫后的东华医院改革

当时华人对西医有所成见，又担心死后会被解剖死无全尸，甚至有谣言称西医隔离治疗有不可告人秘密，华人小孩或胎儿甚至会被西医掘去眼或肝脏磨成药粉制药。华人亦对英军及警察逐家逐户入屋搜查之举大为反弹，指洋人对妇孺有恶意计谋。其中疫情最严重之太平山区，政府通过紧急条例收回土地，所有居民被迁出，有传言便声称一旦清拆太平山街，将袭击广州的英人报复，又有传言指若将华人移送医院船“海之家”隔离，将火烧外国领事馆报复，令政府执行防疫工作举步为艰。为逃避隔离，有患者伪装没命以避过卫生帮之巡查，又因政府将发生逾三宗病患之居所封锁，为免流浪街头，社区弃尸街头现象日益严重，使公共卫生情况更为恶劣。

殖民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隔阂，因而产生之不信任，加上华洋之间对医疗及卫生观念根深柢固之差异，皆令鼠疫成为演变成一场管治危机及文化冲突。政府因不满东华医院治疫成效，1896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东华医院运作情况，并对医院全面改革，设常驻西医，华人西医钟本初成首任东华驻院西医。此后政府又设法加强华人之西医教育及卫生意识，由本地华人领袖何启成立之香港华人西医书院，肩负起学习及传播西医之使命，不仅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之具有西医知识之华人青年，为中国医疗现代化带来贡献，其首届毕业生孙文更推动了整个中国之现代化。

1894年后鼠疫并未得到彻底根治，成为几乎每年都会复现之风土病，至1920年代为止。本地华人对西医之接受程度亦进展缓慢，一直到1920年代方在华人社区中真正普及。不过1894年之香港鼠疫亦对医学界影响深远，当政府于世界各国求援时，日本微生物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及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来港调查。结果耶尔森于坚尼地城一间茅屋之研究中，发现了导致鼠疫的鼠疫杆菌，为医学界提供重大贡献，亦为1959年起鼠疫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之一。

政府被批防范新肺炎不力

百多年前香港经历鼠疫，不仅在此片仅20万人口之港口造成逾2,500人死亡之人命损失，更折射出管治危机及文化冲突。鼠疫爆发迫使殖民政府放弃以往被动及不干预之管治模式，以公共健康作大前提，强制介入华人社区。然而华人坚持传统道德价值及生活方式，并视外国势力之干涉为入侵，而外来殖民政权之粗暴强硬方式亦引起本地华人强烈反弹。幸而当年之危机亦是一次改革之契机，鼠疫反映之公共卫生问题促使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改革东华医院，又加强执行卫生法例、提供卫生服务、开展卫生教育等，亦大大提升本地华人之卫生意识。

香港十三年前经历“沙士”一役，无疑令防疫及应变机制得到检讨及完善。然而没有机制能永远恒之有效。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在武汉以至多个省市造成多人染病甚至死亡。论及病源，有港人对内地人食野味之习惯瞠目结舌，网络间疯传饭桌上蝙蝠、老鼠、刺猬、果子貍的影片。至于应变措施，特区政府更是反应迟钝，令人担心一旦疫症传入将迅速扩散。不论当中是真是假、谁对谁错，此次武汉肺灾显然为内地及香港政府之挑战，并突显其应变能力及机制有待革新之处。

防疫治疫之工作任重道远，当年鼠疫在港肆虐之现象要持续数十年方彻底根除，而社会大众对西医之接受程度亦是以滴水穿石之方式改变过来。每一次疫症爆发，是大众卫生意识提升、政府公共卫生政策改革、管治者社会治理现代化之契机。在此疫症蔓延之时，我们对他日如何藉改善社会治理以完善公共卫生，又会否发挥更多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