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报告】既患贫更患不均　政府须着手首次分配

政府上周五（13日）发表《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贫穷人口创新高达140.6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及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回应报告时，均强调扶贫政策有效，助数以十万计市民脱贫。然而，扶贫若只局限在这层面，是远不足够的。

政府以住户月入中位数的一半为贫穷线，并每年发表贫穷报告，公布贫穷人口数字。在贫穷人口的数字中，政府再区分政策介入前及政策介入后。部分市民在政策介入后，即如领取综援、在职家庭津贴等现金资助后，收入高于贫穷线，贫穷人口数字便会减少。这次贫穷报告发表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便指出，恒常现金政策“成功令38万人脱贫”。

扶贫，但未脱贫

其实，这充其量只是一时之“扶贫”，远称不上真正“脱贫”，因为市民在支取津贴后月入才高于贫穷线，与在政策介入前已高于贫穷线，为截然不同之况。两者在统计数字上或许差之毫厘，但实际生活中若要靠福利津贴度日，个人尊严也会因而受损。熟悉人权的法律学者佳日思便曾在一篇名为《贫穷、 人权和尊严》的文章中指出，“人权的基本目标是让人有尊严地过活，贫穷却把尊严剥夺。穷人每天为生活挣扎求存，受尽屈辱”。商人及报章创办人施永青亦曾如此说：“人若果不能在首次分配时分得自己有份创造的财富，反要依赖政客在第二次分配时作补偿，何来尊严？”

相比于现金福利等二次分配措施，政府及扶贫委员会对于首次分配似乎不甚重视。首次分配之重要，只要对比总体经济与个体经济，便不难明白。当论及经济是否景气时，不少人以经济增长为指标。2018年香港经济增长百分之三，高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长，但若然增长成果由集中在企业和小撮富人手中，用以再投资或利润分享，广大“打工仔”便难以受惠。

而现实中，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以“R>G”总结其研究，指出投资回报大于经济增长。举例而言，对比香港、伦敦、纽约等城市之楼价便可见，拥有物业者的资产增值较就业市场的工资增幅大得多，造成有产者更富有、无产者无法受惠之结果。又例如金融市场的投资时达几厘甚至一成之增长，但银行存款的利息却接近零，扣除通涨后，小储蓄户的经济能力更是“倒蚀”。

在职，但仍贫穷

另一个论及经济景气与否的指标是失业率。本港去年失业率处于2.8%低水平，某程度或许反映经济环境不俗。但如前述，薪资之制订未必合理，“在职贫穷”一词更一针见血地提醒我们，若然薪酬微薄甚至入不敷支，即使就业也可以是贫穷户。就薪资制订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Anthony Atkinson便曾分析指出，经济学教科书所谓的市场供需，在现实中只为薪资订出范围，而不能确保利润分配公平。这种首次分配持续不公，后果便是香港之现况：政策介入前的贫穷人口只怕有增无减。

政府制订的贫穷线以收入为参数固为正确，《贫穷报告》亦明白工资增幅之重要，例如提及“基层劳工的收入持续改善，升幅远高于通胀，有可观的实质增长，亦明显优于整体工资的升幅”。然而，贫穷人口再创新高，20.4%的贫穷率更达九年高位，便证明了工资增幅仍然不足以令基层脱贫，首次分配失衡情况亟待改善。

最低工资，但仍非合理收入

政府经常谈及福利政策的扶贫作用，诸如长者生活津贴、宽减薪俸税和差饷等。对于首次分配，《报告》着墨甚少。其中一句谈及增加基层收入的，为“在2011年实施的法定最低工资对此亦有帮助”。

在理论上，最低工资诚然能保障“打工仔”享一定收入，不至于被过份剥削。但政府以此论扶贫成效，则似乎忽略了目前最低工资政策之不足。首先，最低工资以时薪作为单位，基层劳工随时因为工时不足而仍然入不敷支。不少雇主以弹性工时对待劳工——尤其是外判工和“炒散”，甚至连“饭钟钱”也不包括在内，足见其流弊。

更重要的是，面对资方的阻力，本港之最低工资目前只订于每小时37.5元。以五天工作周、每天工作九小时计算，月薪不足7,500元，仅为2019年第三季月入中位数18,900元的四成。正如英谚所云，“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由欧美等36国组成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定义的“低收入”为中位数三份二，德国、英国及法国的最低工资分别为其中位数的46%、54%及62%，即便日本予人“打工仔”很辛酸的印象，最低工资亦为中位数之42%，尚且高于香港。民间团体早前倡议每小时54.7元的“生活工资”，看似叫价颇高，实际上月薪也只是1.1万元，绝不过份。

要促进首次分配，除了最低工资之外，社会念兹在兹的还有集体谈判。若然工会具有集体谈判之权利，便更能向资方争取合理的利益分配，共享经济成果。而不少实证研究亦发现，近四十年财富差距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各地工会的参与人数在减少，显示财富分配与工会很可能有关系。甚至更进取者，瑞士在2013年已曾举行公投，要求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薪金不得高于公司最低工资员工的12倍，并获近三成半人支持。如此强制地收窄财富收入差距的做法，并非全然天马行空，不可落实。身兼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UKCES）主席的Charlie Mayfield，任职英国连锁百货公司John Lewis主席，此公司以全体员工组成基金会并拥有公司，及规定高层薪金不得高于非管理层平均薪金的75倍。以2016年为例，其年薪为105万英镑，相当于非管理层员工平均数的73倍。

香港的贫穷人口创新高，身兼扶贫委员会成员的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周一（12月16日）比划手势地解释，若以市民收入划成分布图，可能因为分布不均，多人落在贫穷线之下。此话正好道出真相——若然香港人收入分配趋向集中，便会集中在分布图中位数附近，即便并非所有人均在贫穷线之上，但至少也不会许多人收入不及中位数一般。为甚么多达140万人的家庭收入不足13,500元？说穿了，便是首次分配做不好，令香港既患贫更患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