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潮揭示千疮百孔 官民须正视经济不公
“六月浪潮”席卷香港，揭示了繁荣背后的千疮百孔。现时局势稍为平静，各界纷纷出谋献策，其中提倡重启政改者不乏其人，普选或将成为未来数年的主要议题。回归二十二年，四任特首的管治能力、认受性均强差人意，重启政改或许有助重建管治团队威信，是当做的事。但必须认清，结构性经济不公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如果各界对此视若无睹，就算落实普选，市民的生活也难以改善。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却不是能医百病的仙丹。早于1984年，中英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前后，已经有人思考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内涵问题，其中，一些主张民主回归的学者如政治经济学家曾澍基，除了建议设立民主制度，还提出应改革香港的放任自由经济，这种见解至今仍弥足省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五款承诺“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为免香港人心惶惶，许下“不变”的承诺并非毫无道理。但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假设制度一成不变，显非理性。更何况，自由放任市场在英殖时代已然问题丛生，成为社会的潜伏危机，为了稳定而不去正视个中问题，实属一叶障目。
在香港近年的社会运动里不时看到英国国旗高扬，反映了小部份市民的恋殖心态。“一国两制”实践二十二年来确实未如人意，但若因此视殖民地为乌托邦，其实与官员对香港种种问题熟视无睹一样，只是自欺欺人的一体两面，曾澍基在1985年出版的《香港政治经济学》颇能切中时弊，道出殖民时期的社会问题。
自由放任经济问题丛生
至少教科书会这样说，香港的繁荣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但左翼经济学家会问，英式自由放任经济是否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曾澍基在〈谁在吃免费午餐？〉一文指出，1961年香港的坚尼系数为0.49，到了1971年，香港工业发达，坚尼系数只稍为下降至0.44，同年日本、韩国、台湾的数字分别为0.39、0.36、0.31，到了1981年，香港的坚尼系数却上升到0.45。1971年及1978年，最高收入的10%家庭所得占全港总收入比率分别是34.6%、37.2%，同期，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所得占全港总收入比率分别只有6.2%、4.5%。
不少人会说，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起飞是一场奇迹。但经济繁荣背后，却不能为整体人民带来幸福。香港政治制度不民主固然是值得提出的问题，香港的经济不民主，同样不能忽视。香港的一次分配不均，在二次分配上政府也少有作为。曾澍基在〈是将财政预算现代化的时候了〉指出，香港的预算案只是一份短线的理财帐目，这令压力团体只关注年度开支增减，未能从长远规划作出批判。政府的财政虽然极其稳健，就算在八十年代中期面对赤字，财政储备却仍绰绰有余。
曾澍基另在〈港府陷入了结构性赤字危机？〉一文中指出，当时“港府财政状况之‘佳’，几乎举世无匹”，但政府在再分配上却少有作为。字面上看，在1972到82年间，政府的社会服务支出平均年增长为32%，但曾澍基也指出，由于港府本来就没有什么针对财富的“再分配”，故在实施措施后市民的财富收入比例仍然悬殊。
就算不从劳福的角度看，香港的经济又真的“自由”吗？曾澍基在〈“港人治港”的第二步〉指出，以资产总值计算，置地、怡和、太古集团、太古地产占去当时头五位中的四个，牢牢掌握地产、贸易、航空等产业的主导地位，其他国家的企业“虽然愤怒几形于色，亦无可奈何”，与自由竞争的理念背道而驰。
不合理事物应被扬弃
曾澍基一度期望回归是改革自由放任市场的契机，他在〈如何探索香港未来〉中明确指出，为突出高度自治，《中英联合声明》强调社会、经济的不变无可厚非，但“事物不断变化”，且“合理的事物自然要发扬光大，不合理的事物亦必须抛弃或予以改革”。
距离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已有三十五年，合理的事物有否被发扬光大？不合理的事物有否被扬弃？今天，香港的贫穷人口近百万，政府财政开支仍紧守所谓量入为出原则，特区政府虽就《竞争法》立法，但竞争事务委员会却犹如无牙老虎，对照殖民时期的社会问题，市民并不感到恍如隔世，甚至感到似曾相识。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是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甚至连一些建制派如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提倡重启政改。但相信不少人都记得，在2007年特首选举，民调显示曾荫权与公民党成员梁家杰竞选特首，曾荫权获得压倒性支持，在民主选举也可望获胜。那么，曾荫权在任内称得上善治吗？其任内不乏严重损害中下阶层权益的政策，如领汇上市、未有适时重建居屋、甚至一度建议为生果金增设门槛，等等。如果他日普选，又是否会出现另一个曾荫权？
当然，如果有普选，我们可以在下次选举投票拉倒不称职的特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他，令他不敢任意妄为，但如果市民根本认识不到社会的问题根本在于经济不公，甚至以为民主是社会问题的唯一症结，恐怕香港只会被另一个曾荫权再耗损数年。
“六月浪潮”犹如当头棒喝，也许令京港官员都觉得要做点事，但如果他们片面地认识香港问题，社会积弊不但得不到解决，更只会令民怨愈滚愈大。无论管治者还是人民，都必然冀望社会繁荣，但过去所谓的繁荣，其实根基不稳，背后甚至满目疮痍。中央、官员、政客、市民是时候痛定思痛，完整认识香港问题的根本所在，才有机会迈向真正的安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