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轮候内地捐赠器官诚可取　港府亦应“反求诸己”

相比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香港的器官捐赠风气并不盛行。港大深圳医院院长、玛丽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管卢宠茂早前出席新春酒会时指出，本港去年肝移植手术不足60宗，数字较以往少。为舒缓有关问题，他提议港府与内地当局商讨，让港人轮候内地捐赠器官。卢宠茂的建议有助增加可移植器官的供应，肯定是本地病人的福音。不过，鉴于香港器官捐赠“文化”仍未普及，很多适合移植的器官遭白白浪费，我们认为当局应双管齐下，既采纳卢宠茂的建议，同时善用本地死者的器官。

根据医院管理局的统计，截止2018年6月30日，全港多达2,643人等候肾脏、肝脏、心脏、肺部、眼角膜等器官或组织的捐赠，但去年首六个月的捐赠个案却只有212宗，足见供求差距之大。难怪卢宠茂说，香港每年都有数十人到内地寻找捐赠者，“有人整个家庭到上海住一、两个月等待，很大压力。”

长期以来，好些港人质疑内地“活摘（死囚）器官”，但卢宠茂澄清，内地去年有逾6,000宗器官移植，捐赠者都是自愿，认为可以特设让港人轮候的内地器官捐赠轮候册。他同时指出，为了保证质素，建议所有港人器官移植手术集中在港深医院进行。

目前，香港器官捐赠率偏低，上述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对于苦候移植的病人来说，最重要是找到适合的器官和接受可靠的手术。倘若内地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肯定是本港病人的福音。港府理应研究相关建议，尽快与内地接洽。

必须强调，即使卢宠茂的建议得到落实，政府亦没有自满的理由──它理应“反求诸己”，检讨器官捐赠在香港并不普及的成因，尽快修正。早在去年三月，《01周报》便曾引述官方统计，指出明确拒绝死后捐赠器官的市民只占不足一成，证明器官来源不成问题。大量潜在的捐赠者成为“漏网之鱼”，关键在于当局未有做好推广，以及调拨资源跟进。

政府推广器官捐赠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根据统计处在2017年的民调，全港18至24岁、25至34岁人口中，各只有约三成人愿意死后捐赠器官。这可能与当局只懂在商场、医院等地派发传单、摆设摊位有关；即使政府学懂以社交媒体发布宣传影片，但亦只由名人和官员读出呼吁字句了事，根本无法唤起年轻人对器官捐赠的关注。

此外，在资源调拨上，政府亦没有多大承担。例如截至去年初，全港只有九名器官捐赠联络主任，平均一人兼顾近五间医院人手不足，自然容易错失潜在捐赠者。相比之下，西班牙全国却有多达500名器官捐赠联络员，平均每间医院有一至两人。

当然，在推广器官捐赠上，香港并非一无是处：去年七月，立法会三读通过《人体器官移植（修订）条例草案》，容许活体交叉捐赠器官；当局亦提出研究推行“预设默许”（Opt-out）器官捐赠机制，预设所有市民同意死后捐出器官，取代现时的“自愿捐赠”（Opt-in）机制，希望增加可移植器官来源。

不过整体来说，相比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香港目前的情况确实令人汗颜。我们乐见港府研究“预设默许”机制，但这恐怕还不足够。当局是否愿意展现魄力、更进一步，落实推行“预设默许”机制，好让更多有需要的病人重过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