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年初四都要返工　政府应研究增加假期日数

今年的年三十在星期一，年初四在星期五，若然这两天也能放假，打工仔即享一连九天的长假期。可惜，现实是每年17天的公众假期并不包括年三十和年初四，俗称“劳工假”的法定假日更只得12天。
对此，社会要求检讨的声音不绝于耳，政府却多次拒绝，称要顾及雇主的营商环境。可是，数百万打工仔的权益又有谁来关心？

首先，全港约有一半打工仔只放劳工假，而非公众假期。换言之，在耶稣受难节、耶稣受难节翌日、复活节星期一、佛诞及圣诞节后第一个周日这五天，虽然政府机构、银行等员工放假，他们仍然要上班。

政府无视劳工诉求

这个问题，劳工界已经投诉多年。例如2016年，职工盟旗下七大工会争取将假期日数增至17天；同年，议员郭伟强在立法会质询劳福局，何时将法定假日与公众假期日数看齐；劳工界议员陆颂雄亦曾表示，打工仔工作压力大，将两种假期划一非常合情理。

然而，政府对于这个要求可谓无动于衷。罗致光2017年上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后，明言现届政府未有计划将劳工假及银行假划一。今年1月9日，罗致光在立法会检讨假期政策时，如此说：

任何政策，固然应该从长计议，建基于科学数据。问题是，当局拒绝检讨假期日数，是否真的有理据基础？

政府经济顾问：一天假期成本3.7亿

目前，社会最常引用的理据是，每增加一天法定假日，将带来3.7亿港元成本。这个数字，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也曾引用。但是，这是如何计算出来？

这个数字来自政府经济顾问。他们曾经推算，若然增加法定假日，将有约98万人受惠；如果所有雇主均须额外聘用人手应付工作，以2011年的工资水平计算，增加一天假期的成本就是3.7亿元，两天就是7.3亿元，增加五天至银行假的数目，就是18.3亿元。

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个数字看似很大，但占全年人工不足2%，加上工资往往占整体成本不足一半，换言之雇主负担增加连1%也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并非所有企业都会额外聘用人手加班。在部分行业，员工放多几天假期，工作会在其他上班日子处理。简单以日薪成本来计算，本来就并不可靠。

第三，政府经济顾问亦承认，打工仔会在放假的日子外出消费，零售及饮食等行业的生意额因而上升，可抵销部分法定假日的成本。而目前放劳工假的打工仔，不少正正来自饮食业、零售业等，换言之他们的老板将可受惠。

社会效益非能简单量化

其实，公众假期对于经济的利与弊，并非3.7亿的计法那么简单。例如，有智利经济学者指出，打工仔放假可以带动本土服务业，因此公众假期有最佳日数，不宜太少亦不能太多，而实际计算时要参考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特别是零售及服务业的成份。[1]又例如，有德国的研究发现，公众假期有助打工仔善用工余时间，包括用于与朋友见面等社交活动，从而带来社会效益，这是衡量公众假期的成本效益时须注意的。[2]

然而，香港政府却不知刻意或无意，忽略诸多考虑因素，只拿几年前经济顾问提出的3.7亿成本作为挡箭牌，拒绝划一劳工假和银行假，更遑论全面检讨公众假期的日数是否可以增加。每逢增加公众假期，例如1998年设劳动节和佛诞假时，就要取消即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国庆日翌日假期，以维持总数在17日不变。这样做的理据何在，只怕未能服众。现任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不但是经济与统计本科出身，更有社会福利博士学位，绝对应该一改政府以往作风，全面检讨增加假期的可行性。

再者，201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当局曾将9月3日订为一次过假期，那有否真的对香港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拿着一个粗疏的成本估算，多次拒绝研究增加公众假期的可能性，反映的是向商家倾斜的放任自由主义思维，及过分迷信“小政府、大市场”教条。

更重要的是，从政者不能事事金钱挂帅，只计算经济成本。假期，本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而香港的劳工权益可谓恶名昭彰，包括每周平均工时超过50小时，远高于全球平均的36小时；打工仔没有集体谈判权，议价能力低等。从整全的角度看香港打工仔的待遇，划一劳工假和银行假实为应做之事，研究考虑增加公众假期，更是政府应有之义。

这一年多以来，林郑政府已在男士侍产假、强积金对冲等议题上多次向商家让步。在假期权益上，难道又要再一次牺牲打工仔的权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