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长者综援年龄调高　“生果金”申领年龄应调低

早前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坚持将长者综援年龄申请下限提升至65岁，引起社会诸多讨论。“01观点”亦曾撰文，批评上述措施实混淆“退休年龄线”与“社福保障网”的问题：官员漠视本地基层市民面对的困境，只一味选择性地引述海外国家退休年龄线提高的趋势，却无视本地社会保障制度更是“落后国际”。
政府的双重标准，并不止此一桩。近日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就指“可以考虑支持有关措施”，不过政府不应该只调高而不调低，如果要将长者综援年龄申请下限提升，那么也应将俗称“生果金”的高龄津贴申领年龄，由70岁下调至65岁。

政府不宜双重标准　更不应漠视历史事实
 
理据之一，是政府若然希望划一不同长者福利的申请年龄下限，即以65岁为标准的话，那么除长者综援外，现时设有资产审查的普通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亦是以65岁为年龄门槛，但唯独生果金置身其外，须年届70才符合申请资格，政府无疑是自打嘴巴。
 
再者，虽然官员一再企图混淆“退休年龄线”与“社福保障网”两个观念，但如果我们稍为回顾生果金的历史，却发现数十年来虽然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但是生果金申请年龄门槛却是“逆流而下”，由1973年正式以伤残老弱津贴方式推行时的75岁，至1978年已改为70岁。在1989年，更在原有高龄津贴的基础上新增一层带资产审查的高额高龄津贴，申领年龄下限亦进一步下调至68岁。
 
所谓“高额高龄津贴”，即现时“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的前身，其申领年龄下限在1991年则由原先的68岁再下调至65岁。换言之，综观社会保障网的“大趋势”，与所谓人口老龄化下的“60岁中年论”，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官员企图将两者挂勾，混淆视听，不但漠视基层市民需要，同样漠视基本历史事实。

迷信市场式生产性福利　任基层市民自生自灭
 
进而论之，所谓“社会保障”作为一个制度，其理念应是默示人的生计不应只靠市场或基于别人的恩赐，而是透过集体力量建立收入保障，抵御、消减或分散由经济及社会改变所产生的不稳定性，使人满足当下的需要及有条件计划将来。
 
然而，本届政府沉迷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只局限于“市场式生产性福利”（Market productivist welfare），即强制个人储蓄计划取代社会保险，及强调自力更生的最后安全网，推崇个人在市场的责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罗致光引以为傲的公共年金计划。其如意算盘是，如果一名长者在65岁退休时薄有积蓄，再加上强积金的累算权益，如果有100万的话，全数投入年金每月可获5,000多元，再加上每月3,485元的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理论上应不致饥寒。
 
不过，前提是退休时须拿得出100万。罗致光在2015年仍在大学任职期间，曾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提及低收入人士就算供足40年强积金，退休后也仅获得20多万元。虽然年金的下限是5万元，上述人士理论上也可参与，但回报微不足道；而且自计划推出后，申请者也不多，一方面实际回报不高，另一方面也与华人社会希望将资产留给下一代的文化不符，导致该项退休保障政策形同虚设。
 
政府若不从根本改变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思维，推动真正能够惠及基层市民的社福保障政策，例如进一步下调生果金的申领年龄门槛，那么如同近日的争议，将来恐怕亦会无日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