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上教育.倡议(二)】一度锐减8成 资助副学士理应复活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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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副学士,大部分人以为只有自资课程,而不知道有资助学额。这个奇怪现象,乃因政府曾大幅削减资助副学士,将责任几乎全盘“外判”给自资院校,以致受资助的副学位,主要得职业训练局开办的高级文凭课程。为理顺副学位的应有功能及价值,政府应该恢复资助副学士学额,解决当前自资副学位的乱象。

【专上教育.倡议】专题
一、增加资助学位4000 有能者有书读
二、一度锐减8成 资助副学士理应复活
三、自资评审从严 私立规管从宽

上文提及,政府应该增加4,000个第一年学士学位,这个倡议不但会改变大学教育的生态,亦会影响副学位这一环。因为文凭试成绩达“3322”的学生,将会大部分进入大学,于是副学位课程的收生对象便会集中为成绩不及“3322”但最少5科合格的那三成学生。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3322学生占比 40.3% 42.2% 40.9% 42.4%
五科合格学生占比 69.5% 71.2% 69.7% 71.6%
入读大学是不少莘莘学子的目标,副学士正好提供二次机会,让文凭试一时失手的学生多一个途径获大学取录。(资料图片)

副学位需求每年最少13,000

以中学生毕业人数回升至53,000为准则,该三成中等成绩的学生约16,000人,政府若要据之作运算基准,承担八成副学位(一如前文所言,政府至少可承担八成达标学生入读资助学士课程),已相当于每年要资助最少13,000个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学额,若再加上部分由基础文凭或毅进课程升学的人,数字只会更高,目前提供的11,000个至12,000个学位明显不足,必须增加。就此,第一个会出现的问题是,政府为甚么要承担这责任?

回看2000年政府提出“六成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硬指标,当时并没有提出够说服力的理由,解释为何不由政府承担,就将大部分责任“外判”给自资院校。但既然政府及社会大多数人都认同香港已迈向知识型社会、高等教育应该普及至六成比例,副学位教育就是惠及社会福祉的公共目标,政府当然有理由提供资助。再者,普遍的政策观念早已由教育是一项支出,改为视之为一项投资,花钱让学生接受副学位教育,长远而言对社会以至经济都将带来好处。

另一个要担心的问题,是扩充资助会否令副学位“泛滥”。劳福局的人力资源推算报告早已指出,副学位扩张过度,2022年将会过剩13,000人;但归根究柢,原因在于自资课程愈开愈多,最近几年的收生介乎17,500人至19,000人。从数字上可推论,即使政府每年提供超过13,000个资助副学位,也不会导致人力资源“泛滥”,纵然代价是自资院校须减收学生,此举看似与民争利,但正如前述,这是政府早应该负起的责任,乃正本清源之举,同时还可乘势让自资院校找回适合自己的定位(见另文)

2000年董建华政府提出“六成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硬指标,却将大部分责任“外判”给自资院校。(Getty Images)

政府不应偏废副学士

假如真的资助超过13,000个副学位,当然要决定副学士及高级文凭的分配,而那就得先看两者的定位。理论上,副学士的课程内容倾向博雅教育,让在文凭试一时失手的学生多一个途径获大学取录;也有部分学生虽然在文凭试未获“3322”,但却能适应副学士的教育模式,学习如鱼得水,这时副学士便成为他们升读大学之门。另一方面,高级文凭提供的课程内容较为职业导向,能让学生装备自己,将来投身特定行业,“01倡议”主张复兴高中程度的职专教育,便是以高级文凭为升学目标。

两种课程的定位分工,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专责小组亦表同意,咨询文件明言:“高级文凭和副学士资历需要重新定位,使两者之间有较明确区分,各自起应有作用。”事实上,教育局向来设有两种课程的通用指标,规定高级文凭须至少有六成属专门或职业导向的内容,副学士则有至少六成为语文和通识等通用学科。正如咨询报告引述社会意见,两个学科的区分仍然未够清晰,当局实应考虑扩大至七三比。政府近来提倡工业4.0,包括推动人工智能、讯息工程等高级文凭,同样有助令课程的定位更鲜明,以职业发展为主要方向,与升学的副学士进一步区分开来。

目前政府资助副学位中,大部份都是职训局开办的高级文凭课程。(资料图片)

受资助副学士与高级文凭的具体分配比例应该若何,需要参看很多因素,包括两条阶梯的学生升学意愿、政府的未来产业规划等,但可以肯定,目前只有区区数百个资助副学士学额,绝对不合情理。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教资会资助副学士 501 459 379
教资会资助高级文凭 1,530 1,469 998
职训局资助高级文凭 10,745 10,785 9,282
香港城市大学曾经主力开办资助副学士,但政府在2002年削减教育开支,教统局遂通知大学要撤回副学士拨款,引来大学以至师生不满。(资料图片)

外界或许会以为,要大幅增加资助副学士学额(例如至数千个),是一个须从详计议的“大跃进”,但回看教育局2003年“撤资”之前,城市大学每年提供资助副学士多达2,000个,足见这是平常而又可行的事。

城大当年主力办副学士,但政府在2002年削减整体开支,再加上教资会的《香港高等教育报告》(俗称宋达能报告书),教统局遂通知大学要撤回副学士拨款,引来大学以至师生不满。当年城大的反对声音最大,曾提出学费将转嫁到莘莘学子、自资课程质素参差等忧虑,现今回看不幸一一言中。教统局当年力推副学士自资化,除了财政考虑,亦指称这是宋达能报告书的“专业建议”。

但实情是,宋达能报告书根本没有详细讨论到底副学士课程应否由政府资助;相反,报告书多次指出,副学位课程自负盈亏乃政府方针,加上教资会未必有能力兼顾副学位拨款及监管,所以才建议课程脱离教资会,交由自资院校负责。但从根本理念上,董建华政府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由自资院校负责之时,教育学者如曾荣光等已经严辞反对,预告成绩逊色的学生将要背上累累学债,窒碍社会流动。由此可见,主张政府恢复资助副学士,是迟来的应有之义。

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增加资助学位,并不代表没杀私立高等教育产业,详情看〈【专上教育.倡议(三)】自资评审从严 私立规管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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