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上教育.倡议(一)】增加资助学位4000 有能者有书读
香港政府自2000年起追随“六成人入大专”硬指标,却几乎未曾增加资助学士学位,反将办学责任交给自资专上院校负责,令每年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为了升学,背上累累学债。
现届政府检讨自资专上教育,却始终未肯检讨资助学额不足的问题。面对有心有力的学生,到底何时才能还他们一个在资助大学读书的机会?
【专上教育.倡议】专题
一、增加资助学位4000 有能者有书读
二、一度锐减8成 资助副学士理应复活
三、自资评审从严 私立规管从宽
香港政府目前透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八间公立大学,开办资助学士学位课程,每年收生约15,000人。但是社会似乎不常去问,15,000这个数字如何厘定?它是否合理?
自1980年代中开始,香港不再行以往的精英教育,改以18%适龄学生入读大学为目标。15,000这个学额数字,大定于1994/95学年。那年开始,资助大学每年收生14,500人。
政府提四大因素拒加学额
董建华政府在2000年提出普及专上教育,理念上固然可取,有助香港进入知识型社会。不过,纵使港府提出六成学生接受大专教育的硬指标,资助学位却只由14,500个微升至15,000个,增幅仅得500。即使出生人口持续下跌令适龄学生相应减少,15,000这个数字仍与普及专上教育的目标相距甚远。
教育局在2008年回答立法会提问时曾经指出,资助学额要“考虑教育、社会及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包括入学学生的质素、中学生数目、政府的财政状况、香港人力需求等。但如果逐一参看这些因素,便会发现15,000个学额的“规定”早该修订。
近四成人达标读大学
首先,看入学学生的质素。这个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令接受教育者获益;如果学生的能力达到念大学水平,他们应该有机会进入公帑资助之列,一展所长。
自中学公开考试改制为文凭试以来,入大学的门槛大体而言就是通称的“3322”,即中英文科达3级,另加数学、通识达2级水平。过去四年来,文凭试考获“3322”的考生维持在四成左右,介乎20,000人至24,000人。诚然,大学校长会曾经质疑教育局定下的“3322”门槛过低,是以八大普遍要求学生在四科核心科外,要有选修科成续达2甚至3。但即使以“3322+22”或“3322+3”为进入大学的能力指标,最近四年平均亦有39%人达标,人数在19,900至24,500之间,而政府提供的学士学位却维持在15,000水平,换言之,每年最少有5,000人被拒诸门外。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
考获3322资格 | 24,547人 | 23,611人 | 20,885人 |
占考生比例 | 40.3% | 42.2% | 40.9% |
资助学士收生 | 15,533人 | 15,758人 | 15,899人 |
不但如此,15,000个学位之中还包括文凭试考生及非联招申请者,后者计及普通教育高级证书文凭(GCEA)考生、国际预科文凭(IB)考生和副学士毕业生。扣除这三个组别后,每年经联招考入资助学位的人数约为12,400人,占合资格的“3322”考生根本不足六成。在学额比较紧张的年份如2015年,多达12,000名合资格考生未获派资助学士学位。
学生人数2022年后反弹
政府多年以来拒绝增加学额,其中一个解释是,随着出生人口减少,香港适龄学生数目持续下跌,对学位需求自然会减少,加上数千个自资学位,已足以做到“人人有书读”。自资的角色可容后再讨论,至于学生人数一点,按官方推算,中学毕业生人数将在2022年触底,只得43,000人左右,随后逐渐回升,惟即使以此数字来推算,若如常有四成人成绩达“3322”,即那年约有17,000人达到入大学门槛,再加上每年超过2,000人经非联招方式获大学取录,学位需求仍达19,000个。
由此可见,从学生人数及学生能力的角度考虑,15,000个学位肯定不足够。若保守一点来看,以中学生人数最低点作计算基准,则政府应该至少增加4,000个资助学士学位,让合资格考生都能够得偿所愿,入读资助大学。随着2022年后的适龄学生数目进一步回升,19,000个学位到2027年仅为达标学生(假定40%考生考获“3322”)的八成,肯定不会造成学位过剩。政府届时甚至可考虑弹性处理,再增补资助学位,助莘莘学子进入大学。
学生半推半就读自资
若要政府承担最少八成学士课程,便要回应刚才未解答的问题——资助与自资学位的分工若何。目前政府提供15,000个第一年学士学位的同时,自资学士课程每年收生亦超过6,000人,换言之,资助及自资学位合计超过21,000个,足以取录九成达标的学生。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政府增加拨款?
当然,容许自资课程发展是应该的,但目前的学额分配会加剧社会不公。现在自资学士课程的生存空间,主要乘政府资助学位不足,接收达“3322”但成绩稍“逊色”的学生。这些学生不少来自普通家庭,需要借贷来修读自资课程,修毕学士学位动辄要花40万。在2017/18学年,74,000名自资课程学生中,4,200人从专上学生资助计划借贷40,000元,31,000人从免入息审查计划贷款50,000元,即四成多学生要借钱读书。他们获得几年专上教育同时,却背负累累学债,读书成本惊人。
更甚的是,自资学位的认受性不如八大资助课程,毕竟社会普遍认为,入读自资课程的多是成绩较差的学生,例如不时有人力资源顾问公开表示,雇主认为自资学士输在起跑线上,有时候宁愿聘请八大的高级文凭毕业生,可见他们即使顺利毕业,社经地位的改善有限。以毕业薪酬而言,据教育局自资专上教育资讯平台及教资会的最新数字,资助学士中“赚钱能力”最逊色的是“文科和人文科”毕业生,年薪约20万元,但自资学士整体毕业年薪比之还要低,平均只得19.3万元。如此一来,对于背负10万学债的基层学生而言,自资课程只是一个假希望,甚至有如双重惩罚。教育原意要促进阶级流动,现在的自资专上教育基本上发挥不出这功用。
从根本定位及理念而言,自资学士课程本不应该为资助课程“补漏拾遗”。如果推动自资专上教育发展,只因为政府提供的学额不足,那反映的只是政府欠缺承担,将有心有力的学生推向无涯学债的境地(即使扣使林郑新政下的每年30,000元学费补助,不少自资课程学费仍较资助课程高)。与此同时,自资院校因每年有数千学生排队报名,亦会欠动力做好市场定位,追求高质素课程来“抢客”,对自资发展亦非好事。
知识型经济需要大学毕业生
增加资助学位或会引来“周街大学生”的疑问,但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家长及学生对学士教育需求殷切,即使政府不增加资助学位,每年亦有逾6,000人报读自资学士课程。政府增加4,000个学位,其实只是将自资课程的学生疏导到公帑资助之列,并不会直接导致“周街大学生”。
更重要的是,大学毕业生是否“过多”,关键因素还看市场人力需求。多年以来,香港正转型为知識型高增值经济体。劳福局公布的人力资源推算报告中明确指出,“预期对较高学历劳工的需求将会上升”,学士毕业生能补充经理及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等职位需求。官方数字推算由2012年至2022年,市场对学士学位程度的人力需求逐年增加3.3%,学士或以上的人力需求占整体32.3%。
以实际人数而言,劳福局推算到2022年,拥有学士或以上学历的劳动人口大致供求平衡。由于推算不分资助或自资,换言之,每年21,000名学士新力军(按现制,即15,000资助学生+6,000自资学生),也未至于严重过剩。故此,由政府提供19,000个资助学位,加上报读自资课程的另一批学生,合理推断并不会令市场过分饱和。
教育开支低于其他经济体
在政府的财政能力方面,教资会资助的学士学生,每名成本平均为约24万元(整个课程计)。由此推算,新增4,000个学额涉及开支不会多于9.6亿元,占专上教育年度经常开支不足4.5%,绝对是可承担的数目。众所周知,香港政府花费在基建等范畴相当豪爽,但投资在教育经常开支的年增长来说,却是“跑输大市”,在十大政策范畴中排倒数第二。
早在2000年矢言普及专上教育时,香港政府就应该肩负起增加资助学位的责任。延宕至今,在检讨自资专上教育之际,政府亦是时候正视大学教育的殷切需求。近几年教育经常开支只占GDP3.3%,今年经常及非经常开支加起来才及4%,与较发达国家的4.8%相距甚远。正如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建议,将教育经常开支提升至占GDP最少4%,绝对是有为政府应有之举。
教育总开支占GDP
香港 | 德国 | 英国 | 法国 | 芬兰 | 瑞典 |
4% | 5.1% | 5.6% | 5.9% | 6.8% | 7% |
要落实增加4,000个学位,当然会对八间资助大学带来压力,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将现时自资的香港公开大学课程转为资助办学。自取录全日制学士11年以来,公开大学已经发展出一定规模,而且课程全面,涵盖商业、幼儿教育、护理等多方面,并具自我评审资格。现时公开大学每年收生逾2,700人,可见只要政府愿意拨款,由公开大学提供3,000个资助学位不是问题。余下的由八大合力承担,相信压力仍在可负担的范围之内。说到底,增加学位非不能也,不为也。
除增加资助学士外,副学位政策亦必须改革,详情看〈【专上教育.倡议(二)】一度锐减8成 资助副学士理应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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