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巴炒叶蔚琳．观点】罗致光曾撑集体谈判权　今天不应隔岸观火

九巴于本周二（3月6日）宣布解雇早前组织和参与工业行动的叶蔚琳及其丈夫，还有另外两位车长，触怒全城。及至本周三，管理层才表示暂缓解雇，等待上诉结果。解雇一刻，叶蔚琳发起的“月薪车长大联盟”正申请成立工会，外界猜测九巴此举是秋后算帐，同时先下手为强，瓦解新工会形成。事件暴露保障工人成立和参与工会的法规仍然漏洞处处，工人没有法定的集体谈判权便是显例。不论在此桩事件还是整个劳资关系，资方一直处于强势，政府不应装作中立，而是要就劳工保障表明清晰立场。特首林郑月娥今早（3月7日）开腔认为资方处理上有改善空间，掌管劳工政策的罗致光局长，在廿年前支持落实集体谈判权，今天就更应该主动介入争议，设法保障劳工谈判的权益。

罢工风险高　法例未曾保障复职权

可惜的是，罗致光至今依然隔岸观火，今早他在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正密切跟进事件，强调劳工处是中立的。尽管他补充，若雇主违法，处方必然介入。但这种说法，即假设劳资双方实力相若，劳方不易受资方欺压。近年的劳资纠纷却告诉我们，这并非事实。若非走到罢工最后一步，资方根本不愿与劳方谈判。以去年12月的外判清洁工罢工事件为例，在罢工前，不少清洁工失去外判商的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屡屡追讨无果，直至忍无可忍，才发起罢工，与外判商摊牌，成功讨回公道。

罢工不是请客吃饭，对劳资双方来说也损伤甚大，企业声誉受损，员工也要冒秋后算帐的风险。《基本法》纵使保障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但本地法例未能充分保障工人在不合理解雇后能够复职，例如在《雇佣条例》第32N条，复职命令必须得到雇主同意才能执行，即是说，只要雇主依据法例赔偿，仍可辞退雇员。

罢工代价绝对不轻，大大损害到港人的罢工权，政府必须修订关于复职条件的法例。更进一步，政府不能逃避订立集体谈判权。当商界掌握资本和生产工具，工人只有劳动力，势力悬殊，集体力量是平衡双方势力的重要因素。劳方能增强议价能力，因为工会的集体谈判地位受法例保障，资方不能再质疑工会代表性，或者只承认部分工会，更不能私下跟工会达成协议。其实，订立集体谈判权对于资方不无好处，因为资方可以透过定期和制度化的会面解决劳资矛盾，减少劳方罢工的诱因。

昔日支持集体谈判权　罗致光今天不应闪避

然而，香港的法定集体谈判权非常短命，只有寥寥四个月。立法之时，是1997年6月，即主权移交前，时任立法局议员李卓人以私人条例草案形式呈交《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 及多项与劳工权益有关的私人条例草案议会，获得通过。然而，两周后，临时立法会就冻结条例，同年10月废法。当时主张废法的包括自称捍卫劳工阶层权益的工联会，该组织其后屡屡在劳福议题立场摇摆不定，被指出卖工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使后来立法会多次辩论，要求政府重订法例，政府依旧诸多推搪，恢复集体谈判权遥遥无期。现时只有扎铁等少数行业，或者国泰航空公司等企业有集体谈判制度。

在海丽清洁工罢工，以及九巴司机工业行动后，港人再次讨论应否立法集体谈判权。必须指出，今天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1997年6月担任前立法局议员时，投票支持集体谈判权条例。二十年来，劳资关系一直失衡，局长掌握制订法律的权力，为何只站在一角，保持中立，静看九巴事态发展，以至对重提集体谈判权犹疑不决？

罗致光辩称现时不少企业和行业有多个工会，既存在竞争，雇主难与工会达成共识，要再谈讨。这固然是事实，但香港不是孤例，南韩、美国也出现多个工会竞争的处境，也出现罢工，但行业集体谈判机制仍然存在。当年条例草案制订一个门槛，规定工会最少会员人数或比例，而拥有一定成员比例的工会，才有资格与雇主谈判，届时需要工会之间结盟。也许局长担心工会太多太散阻碍落实集体谈判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落实集体谈判权，正是整合工会的时机。

过去，政府面对劳资冲突，往往摆出一副中立姿态，以聆听双方意见之名，行助纣为虐之实。政府常言行政导是香港政治体制的特色，但是政府一直对商界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市民看到的只是商界主导。林郑月娥上任后不止一次指自己忠诚如犬，她以至一众问责高官，都必须藉这事件证明政府对谁忠诚，到底是市民大众，还是少数的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