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编修《香港地方志》？　不如先立档案法

由学者牵头的《香港地方志》编修计划，已经开展了11年，该套丛书预计编成共十卷，可是至今尚未有一册付梓。学者归咎于政府对此事爱理不理，但平情而论，编修地方志所费不菲，动辄上亿，政府欲审慎行事，也是可以理解。不过话说回来，若然政府有意保存香港之历史而又不欲斥巨资，其实有更直接的方法——订立档案法。

地方志反映官方意识形态　历朝政府均重视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传统，一部完整的地方志能涵盖一地的历史、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是了解某地方的最便捷途径。此外，自明清时期起，地方志便是地方官的重要工作，因此，对习史者来说，地方志的最大价值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事实”，而在于它所体现的官方价值观。时至今日，中国内地的地方志编修工作也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国务院更为之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列明地方志的编纂是由当地政府负责，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

2007年，岭南大学带头成立“香港地方志筹备委员会”（当中包括专治香港史的刘智鹏教授与丁新豹博士），计划筹集2.5亿元，用五年时间编修一套共十卷的《香港地方志》，内容涵盖远古至1997年6月30日的香港，以期助市民了解香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当时就连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也表示，“没有什么事比编修香港志更重要的了，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恍如一时之盛事。结果，11年过去，除了曾荫权的口头支持外，政府一直对此计划不闻不问，在学界以外，大概亦无多少港人知晓。然而，编修《香港地方志》实为一项政治正确的工作，何以香港政府并不上心？

2.5亿元并非小数目，若政府拨巨款资助一个反映官方价值观的修史计划，定必引起公众关注，甚至反对，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做不错”的为官原则，政府当然不会“没事找事干”。但话说回来，先不论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地方志在今时今日是否仍然有用？若我们想知道香港某段时期或某个范畴的历史，大可以翻阅相关的专门研究著作，或者查看《香港年报》。因此，《香港地方志》在学术上的最大功用，不在于让人深入了解史事，而是助读者掌握某些事情的梗概。如此一来，政府应否花费2.5亿（十年已过，估计成本亦已攀升）编修一部工具书？这点不无令人疑惑。

保护珍贵史料　须订立档案法

不过，香港地方志筹委之一、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刘蜀永教授的一番话，倒提醒了政府在拨款以外，另有更重要的事情须做。刘教授指，地方志的史料来源包括考古发掘、历史档案和口述资讯；然而，香港至今仍未成立档案法，历史档案随时消失，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

去年有报道指，政府在过去三年销毁了逾20万直线米的政府档案，文件高度相当于约500座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当中固然有史料价值较低的日常行政文件，但政府官员会否“意外”销毁了某些重要档案？我们如何确保各部门遵守由档案处制订、但没法律效力的行政指引？由于香港没有档案法，大众对于政府处理档案的手法，根本无从过问，遑论藉档案查看官员的历史功过。

若然政府冷待《香港地方志》是因为不欲引起政治风波，兼为节省支出；那么迟迟不成立档案法，又是出于何故？当中要思考的是行政原因，抑或政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