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回顾 · 观点】“新时代”中国速度不减，城市病依旧严重
201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九大，习近平继续强化其政治权威。多年不见的“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政治术语强势回归，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加上“习思想”写入党章，突显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在中共历史上拥有绝对权威。从严治党、掌控意识形态、互联网整肃、治理现代化、低端人口、环境危机等构成了2017年中国关键词，中国依旧跨步前进，但多年来高速发展潜藏的危机亦令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不得不加强提防，避免隐患接二连三的爆发，最终影响中共的执政权威。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以及中央对港管治权要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
强权政治：“习思想”写入新时代，对港强调“全面管治权”
中共十九大无疑是2017年最受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称“习思想”）并将其写入党章。这是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后，中共新的核心思想。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路线基础上，奠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图谱。十九大的另一焦点，或打破常规的是“隔代指定”的议题，习近平并未在今次会议后的人事布局上确立下一任接班人，突显当前中国面对的难题复杂，在进入改革深水区域中需要更坚定的引领方向。十九大后，中国以中共为领导、中共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体制已然牢不可破。社会观望的是，在强化体制领导和确立习近平治政理国思想后，中共能在改革路上再创下什么令世界触目的成就。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后天安门秩序”，结束了精英利益共享和集体领导的局面，停止长期以来“闷声发大财”、“九龙治水”，甚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从习近平上台打破旧势力格局后，中国政制格局从集体领导转向核心领导，塑造了“习核心”的领导权威。相比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打破保守派的格局、引入改革派和技术派，习近平则走出了权贵精英的“集体领导”模式。
在这一年，习近平继续延续反腐运动的路线，讲求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为核心的“从严治党”，除了政治格局的调整目的之外，亦能回应公众对廉洁制度的期许。今年最引人关注的，无非是胡温时期的非正式接班人孙政才落马事件，这是继整肃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四人的政治集团后的最大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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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习核心”的个人地位提升外，还必须看到政治格局的变迁。从中央政策研究室走到中央政治局的王沪宁，曾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撰写具备纲领性的政治论述，可称为打造中共理论第一人。王沪宁本身未有基层管理经验，出身自学者身份，晋升到政治局常委，可见中央对理论智囊愈发重视。
在对港政策上，习近平则在十九大用三百余字论述一国两制，其中有两大关键信息，一为中央对“全面管治权”与香港拥有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二为发展“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全面管治权”的说法，其实早在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已经提出，追根溯源则来自于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期间，有咨委提出“中央对香港的权力是绝对的，全面的”。习近平此番特意强调，旨在回应近年来香港社会出现的自决甚至独立的主张，对中央权威及国家利益的挑战。
在十九大前后，香港政府地区的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回应近年中央对加强港人爱国观念的期望。例如原本应于今年6月进行第二阶段咨询的中史科改革，安排在林郑第一份施政报告发布后，中史成独立必修科亦写入施政报告中。其后，还有李飞访港解读基本法、国歌法、官员来港解读十九大报告等，无不显示出中央将以更明确的态度加强对港府在民族意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指引。
城市病痼疾依旧：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应兼顾
十九大报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义上，从“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重新论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蓝图，还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频繁出现的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法治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词语描述上。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今年下半年，埋伏已久的城市病遇上国家治理的粗糙手段，接二连三爆出地方官员牺牲草根百姓生活权利的社会事件。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中，中国城市病的问题逐一爆发。譬如由一场大火揭开的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事件，揭露官方用粗暴手段大规模清理外来非京籍人口。低端人口的概念，并非只针对外来人口或低收入人士，而是在国家发展及城市更新中，最容易被剥夺权利、拥有最少上流机会的低端阶层，亦是社会发展中最先被牺牲利益的群体。
以低端人口来定义穷人，体现出官方在做决策中缺少人道主义思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亦无秉持人本精神。在清除低端人口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后，官方曾矢口否认有该说辞。事实上，尽管在北京一级文件中以“控制”、“优化”和“疏解”来体现政策，在北京昌平、平谷和大兴三区的新城规划文件中，都曾出现“低端人口”的说法。追本溯源，在2006年市级文件《北京市“十一五”时期重点新城发展实施规划》中，已出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减少低端产业、强化外来人口管理、加强出租房屋管理、拆除违法建设和改造‘城中村’，以及加强本地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的就业培训、强化城市管理等综合调控与管理手段，防止低端外来人口在新城大规模聚集，进一步加大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提高新城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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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部分地方政府在调控城市人口结构以及城市功能上有强力举措，并且随着经济急速发展、城市功能转变后有更为强劲的趋势。4月公布的雄安新区，就承担了宜居、排除城市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标，与十九大报告中官方强调的“美好生活”相呼应。更重要的是，雄安新区的开发很可能成为“习核心”的中国梦中的最大政绩，堪比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但问题如影随形，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方动员力和执行力的确可以加速实行政策，但由于地方、前线官员或急于求成，片面解读中央顶层设计，在产业经济、环境治理和人口调控上或顾此失彼。早前“煤改气”致华北居民受冻，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亦是高层规划欠周详、前线执行急求功的后果，不禁惹人发问：为何受苦难的总是穷人？
城市发展及社会转型中，底层人民的处境应该摆在什么位置？这是执政者不能忽视的问题，更是追求、实现“公平正义”这核心命题的关键。因国家发展需要推动人口流动，又因城市功能转变驱赶低端人口，在这个过程中底层人民没有与权力、资本博弈的能力，亦无自主选择的机会，邓小平强调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遥不可及，渐渐失去对政府、执政党的信任。官方为清除“不稳定”因素而采用的粗暴手段，反而变相促成更多不稳定因素出现。
过往二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总会夹在集权政治体制和社会矛盾的爆发中。习近平在第一个五年任期，以“习核心”为关键的执政理念，亦渗透进社会、文化、经济等不同领域。习近平曾提出“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显而易见，部分地方官员的执行能力，与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中国若要真正有大国担当，不应以数字记政绩，而是以民心为本作出决策。
公民社会与意识形态：中共对异见的包容度应更宽大
曾书写“我没有敌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病逝，可谓是中国公民社会不可抹去的注脚。刘晓波是非暴力抗争者、文艺学博士、作家，也是一代追求民主自由中国人的代表人物。刘晓波一代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虽然在国情认知上较偏向理想层面，但其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情操，无人可以否定。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国内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部分更被贴上“反对派”的标签，中共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常予人进退失据、不尽妥善的感觉。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善纳谏言，将成中共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刘晓波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仍被当局严密监控。刘晓波的生命剪影，影照出中国异见人士所身处的景况，以及公民社会依旧陷于久久未走的严冬。中共应尽快结束对异见人士、特别是如刘晓波般具高尚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的不必要打压；对其家人尤其不应施加困锁——在此意义上，中共首要做的事，就是释放刘霞在内的相关人士。
党媒曾发文指“中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并批评西方国家无权垄断民主国家的标准。但无论民主的标准有何差异，民主国家或政权都应有相通点，那就是对人民的尊重，对不同意见的理解与包容，与及对公平正义的肯定与追求。一个能吸纳不同意见并以完善体制为己任的政权，应能吸收多元观点，应以人为本，审慎思考人民的不同诉求。中共从人民的苦难中走出，应该本着信任人民的心，继续推动政党、政府、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体制的建设，绝不应为了巩固派系权力、累积短期政绩，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只能这样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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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缓慢，泱泱大国不能单靠高效政府引导，稳固的社会民众参与基础，同样重要。自2012年以来，北京持续整顿发展逾廿载的公民社会，人权组织、NGO、劳工组织、女权组织、自由派知识分子等等均在整顿之列。同时，中央对互联网、媒体等公共平台的控制，对意识形态和爱国观念的形塑，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从被迫到主动选择“远离政治”，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与物质主义紧密相连，就目前阶段看来，这种发展是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在2017年，信息流动继续遭到阻隔，网信办加强整肃网络信息的流布，首次明确规定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应用程式、论坛、网址、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此后，娱乐类自媒体集体遭封锁，官媒人民日报更评论指，“让高雅的文化占领阵地，低俗的东西才不会有市场”。在大陆，由于网络监管持续强化，敏感讯息被“404”（指“删帖”）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生硬的监管手段，难说和现代传播发展与时并进。公民社会离不开民众参与，北京既然决定要走一条异于西方的公民社会路，则须深思在整顿过后如何有效推动持续而积极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