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由此起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7月23日会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至少有三重分析角度。

首先，亦是至明显的：这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首场夏宝龙与香港官员的会面。毫不意外地，夏宝龙表示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希望香港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

其次，在不久之前的7月11日，夏宝龙会见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标志着他完成了在北京会见这届政府的每一位司局长。对于政府的各项工作，香港的各个范畴，夏宝龙应该已经把脉。而在新一轮会面之中，三中全会刚闭幕之后，他首见的就是财政司司长。

最后，这两年来夏宝龙几次的重要讲话之中，虽然提及“改进政府作风”（2022年7月）、“切实改善民生”（2023年12月）、“识变、应变、求变”（2024年4月），但都未曾直接使用“改革”一词。这次夏宝龙会见陈茂波，却在“识变、应变、求变”后加上“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要求香港政府“锐意改革，主动作为”，用意非浅。

我们的政治精英、管治阶层无不表示要认真学习和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但港澳办主任对香港提出的改革要求，尚未知道多少人认真看待，遑论贯彻落实。这恰恰印证了香港为什么要改革，并且启示了我们改革的起点——治港者的改革意识。

香港的改革——由谁起？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说得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之所以得以完成，凭借的是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

历史主动：指着的是改革者自己，必须主动作为，而非被动等待；

政治勇气：指着的是会得罪的千百人，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

责任担当：指着的是改革为了的十四亿人，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改革来自改革者，没有改革者就没有改革。这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求，“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对于香港，这亦是为什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点希望的第一点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是指着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说的。要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香港政府首先要成为改革者，具备历史主动、政治勇气、责任担当，做到得罪千百人，不负七百万。

特区政府，是“香港改革由谁起”的答案。但“香港改革由哪起”，就得找到改革的切入点。

香港的改革——由哪起？

中共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经济作为社会以至政治发展的基础，对改革和现代化具牵引作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已逾十年，但三中全会还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决定》第二至第十四部的分论之中，第一个关注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着论述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前者关心的是市场角色、资源配置、产权制度等，后者指的是信息技术、生产效率、数字经济等。

对于香港，获夏宝龙会见的财政司司长既是市场的监管者、经济体制的制定者，亦是生产效率的促进者、数字化的推动者。港澳办主任对于香港政府“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锐意改革，主动作为”的要求，率先对着陈茂波提出，意思再明确不过——经济改革是香港改革的起点、着力点。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所说的“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乃置于第二点希望“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之中。他当时已经明示，香港的更好发展是由“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来实现，以“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作为路径。经济改革作为切入点，因此也是政府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的必然条件。

由习近平首提“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到夏宝龙寄语香港政府“锐意改革”，中间过了两年，亦即是这一届政府上任至今的两年。两年过去，我们看见官员努力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并且取得一些人的肯定，但同时看见中央把话说得更白，要求更明确。接下来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会否为香港制定全面而且深入的改革，有系统、整体而且协同地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塑造更加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将反映特区政府学习和落实了多少三中全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