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要来的始终要来

常说“历史没有如果”。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作出很科学的推断。对于过去的轨迹提出新的假设、新的疑问，真正的意义在于拓阔我们的想像，突破固有的思维框架，意识到在所谓的平行宇宙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发展。

在这里要问的是，如果不是现在，而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香港的政治精英就全力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其后的政治冲突还会不会发生？面对现在的环球经济挑战，我们会否更有底气、更有优势脱颖而出？

二十届三中全会姗姗来迟，国内外屏息以待。会议确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但与香港的关系没多少人能说得清楚。笔名靖海侯的内地传媒人在三中全会召开前数天发表〈香港的改革期待〉，明确指出改革是香港由治及兴的方法，唯有系统制定改革举措，香港才能守住优势地位。这是除了我们以外，少数强调香港必须改革的声音。

另一位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有别于许多人在三中全会闭幕后泛论香港要把握机遇和作出贡献，他以“以三中全会精神推进香港的改革和发展”为题撰文，直指特区政府必须大胆和创新地推动政策和制度改革，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势力的阻挠，让所有香港人都能够受惠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公义。

直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寄语香港要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希望特区政府锐意改革和主动作为后，各界终于都以香港必须改革作为共识。他们仿佛忘记了在这一届政府上任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香港要“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好像还忘记了习近平是在上任之初就——而不是现在才——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之后，还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是因为随着实践发展，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正如〈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于是有了十八大以来的高质量发展主题、供给侧结构改革、扩大内需战略，以至是党和国家机构职能的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自言在新的历史起点、进入新阶段，但在八年后的〈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现在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更是确认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也因此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是划时代的。而因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因应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人民群众新期待，中共才再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期在五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任务。

显而易见，国家发展不能一成不变，但也非见步行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不但需要与时并进，也要谋划未来五年、十年以至更长期的全面深化任务。“一国两制”作为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法宝，随着实践发展，难道没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吗？当国家在2013年决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时，是什么障蔽了香港，毫不意识到我们的经济结构倾斜、社会流动阶级固化？以致现在国家已经取得了瞩目成就，在全面深化改革更进一步时，我们才开始叫嚷香港也要改革。

或说，香港的政治性格就是保守，毕竟“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强调平稳过渡。用刘兆佳的话说，就是香港的管治阶层习惯了渐进主义或者 “得过且过”，不相信长远谋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届董建华政府任内不少大刀阔斧的政策都遇上阻力，甚至不再提及等于不再存在。但我们之所以相信以不变应万变，之所以认为小修小补足以行稳致远，更根本的原因岂不是迷信过往一时的成功，以为香港的优势够大、底气充足吗？国家的改革开放体现了实事求是、虚心求变的意识，香港对改革的忽视折射了自以为是、安于现状的心态。

也因为这个错误的心态，所以我们总以为改革的相对只是渐进主义，结果被一场社会骚乱掴了耳光。要不是晚清的改革来得迟、来得小，辛亥革命的历史会否已经改写？英国的光荣革命自诩没有流血，不到一个世纪后却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在历史上是否无可避免？既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同样地，改革是香港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2024年对于香港的发展进程是否划时代的，历史不久后将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