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的沉思】娜拉出走以后？ 反思香港女性职场环境
五四百年，当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五四运动的民主、爱国、科学层面探讨时候，却鲜少有人注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追求妇女解放的一面。讲求经济独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的重要一环：呼吁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职场，进入社会。然而，新文化运动时期，职场新女性面对环境却不容乐观。当时的社会在狂热的呼吁下并没有予以相应充足的准备以支持女性步入职场，因而引发了重重问题。100多年后，当香港的职场女性占到了总劳动人口的49.46%时，香港的社会依然没有予以娜拉们充分的支持，娜拉出走后的悲剧依然在香港上演。
《玩偶之家》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剧中女主角“娜拉”在看透了与丈夫的儿戏婚姻后，愤然出走，追求独立自主。 该剧1879 年首次公演后得到热烈回应。尤其是在1918年6月，五四运动前夕于中国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娜拉也被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追求妇女解放的经典形象。
《玩偶之家》落幕于娜拉离家出走的关门声中，对于娜拉出走以后如何？剧本没有提。因此，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学娜拉风气中，鲁迅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娜拉因为没有厚实的经济能力，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家，“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就业的困境
经济独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的重要一环，呼吁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职场，进入社会。然而，新文化运动时期，职场新女性面对的环境却不容乐观。在狂热的呼吁下，社会环境根本没有予以充足的准备以支持女性步入职场，因而引发了重重问题。比如走进职场的女性更多的是被看成由“家庭中的小鸟儿”变成了“办公室和商店里的花瓶”。即便到了1935年，《中华日报》上仍刊载著如此评价女性进入社会工作的言论:“从前的女性只是一个男人的玩物，近代的女性从家里搬到办公室供大家赏玩”，又比如1935年《新民报》中刊载的《机关里的花瓶》写到当时大部分聘用女性的工作只是讲女性视为装饰的“门面”。
同时仍有许多人在观念上难以接受女性出外工作，并对她们多有微词。比如广州茶楼出现的女招待群体，原本相当于女侍应的角色，《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却记载她们被不少人视为“都有私娼的性质”。这种歧视甚至化为了她们工作中的实质侵害：
女招待的职业环境也很复杂，除了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外，还得与形形色色的茶客周旋。面对顾客的调戏，女招待只得忍受侮辱，强颜欢笑，不能公然反抗，否则激怒茶客影响了商家的利益，就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从而沦落到更惨的地步。一些茶楼为迎合男顾客的需要，还专门设立雅座，以便茶客与女招待‘谈心’。在商家的压力下，女招待‘不能不投东主之好，放浪形骸，以与座客周旋’，假如她们拒绝顾客 的接近或者抵制这样的行为，就会失去工作。
因此由于社会观念并未彻底改变，社会中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援和保护，大部分的工作不仅没有让“娜拉”们自立自强，更让她们走出家庭，开始工作后遇到种种歧视、不公，成为她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阻碍。因此，想要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社会环境的土壤是否合适至关重要。
香港社会缺乏女性职场友好的土壤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香港总劳动人口中49.46%为女性劳动力时，香港的社会依然没有予以香港的娜拉们充分的支持，娜拉出走后的悲剧依然在香港上演。
思想观念上，女性所面临的职场歧视依然数不胜数。比如立法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写到“外佣有助释放大量本地已婚女性的劳动力”，然而这句乍听上去毫无问题的描述隐藏了社会对女性不公的性别刻板印象——家庭工作更应由女性负责。类似的问题也反映在妇女事务委员会进行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对妇女在家庭、职场及社会的地位看法》调查中。调查显示仍有50.4%社会人士认为“女性该著重家庭多于工作”，以及38.9%受访者赞同“男性的工作应是赚钱，女性的工作应是打理家居及照顾家庭”。
从各方统计的男女劳工的收入情况也能体现女性在职场上难以得到公平的对待。根据政府出版的《香港女性统计数字2017》，女性几乎在所有职业内的收入中位数都较同职业的男性低。这种差距仍在拉大。据香港职工会联盟的数据，督导级、技术员级、文书级及其他非生产级雇员而言，女性的平均每月薪金仍低于男性，两者差距在2010年后开始扩大，在2016年第3季，女性雇员平均月薪仅为男性的87%。民国时期多将在职女性视为“花瓶”的轻视，和如今同一行业女性中位数却比男性低，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根据妇女委员会的最新的统计可见，女性参与工作比例主要由30-34年龄组别开始下降，即大概可以推测婚姻和家庭或是影响女性外出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妇女委员会的调查则印证了这一猜测。调查发现现时没有工作计划的女性，主要原因是“需要照顾家人”、“需要做家务”等，即家庭岗位和责任是窒碍女性寻找工作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此，香港社会却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援。当邻近的韩国于2014年开始推行每天可减少两小时工作时数，职工会联盟至今仍在为苦苦争取修订雇佣条例，保障怀孕合约工。各区托儿服务供不应求，窒碍了妈妈们的职场梦。缺乏立法保障的妈妈们的弹性工作时间和家庭照顾假期，给她们带来重重不便：喂奶、小孩因为疫情停课、因各种突发情况需要请假等等。
腹背受敌的香港“娜拉”们
纵然如今妇女参与工作的比例、选择范围和自由度远较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得高；如今女性参与工作面临的具体困境也与五四新文化时期不完全一样。但在本质上来说，今天和过去的主要问题都在于社会思想和具体保障、支援上并没形成合适的土壤，以欢迎、接纳这样的一个群体。
而值得警觉的是，相对于民国只有少数的走出家庭的“娜拉”而言，如今香港的在职女性比例已过五成。香港主流女性群体已然成为出走的“娜拉”，而社会却依然没有准备好，以至于女性既在外尽男人所尽的社会指责，又于内承担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变得左右为难、不堪重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妇女的自强，更要整个社会为她们准备合适的思想土壤，适切的支持作为肥料，才能在此真正的扎根、发芽、结果。
“你把你最神圣的责任扔下不管了？”她的丈夫海尔茂震惊而不解地质问；
娜拉：“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
海尔茂：“那还用我说？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
娜拉：“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
海尔茂：“没有的事!你说的是什么责任？”
娜拉：“我说的是对我自己的责任。”
海尔茂：“别的不用说,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
娜拉：“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人。”
——摘自《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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