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特首应订产业蓝图 推进大专教育升级
上周二（10月30日），恒生管理学院升格大学；同日，科大宣布将在广州设立研究院。这两则消息令人亦喜亦忧：恒管升格，标志大学普及化迈进了重要一步，实属喜讯；广州政府资助科大在内地设研究院，是对香港科研水平的肯定，但当中亦隐含危机，随着内地经济日趋发达、资助日增，会否有更多本地学术机构北迁？
回归以来，历届政府都表示要推动产业多元化、知识型经济，然而，或因管治者懒政无为，或因志大才疏，至今香港仍倚重金融、旅游等四大传统产业。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金融产业地位大不如前，世界各地政府都深刻反思，着力发展创科产业。香港经济也进入转型期，产业升级刻不容缓，推动创科为其中要务。
特首林郑月娥上周访日归来，便称要加强创科研究与人才培育。要推动创科发展，必须提升大专教研质素，为了配合产业升级，教育体制更应与时俱进。林郑上任后增拨了教育经费，确为善政，但解决资源不足的底层结构问题后，她还须提出清晰的发展蓝图和展现执行政策的魄力，教育质素才有望大幅提升。
改革大专教育体制乃提升市民质素与学养的重要途径，政府不应忽视。同样地，教育是香港的优势产业，在提升教育质素的同时，政府应推进教育产业化，创建香港大学城，成为地区的学术中心。
近年私立院校增加，政府也开始为入读指定自资院校的学生提供每年三万元学费资助，学位普及化迈进一大步。接下来，政府应着力提升私营院校的教研质素，并发挥公营院校的既有优势，巩固科研中心的地位。
提升私校教育质素 壮大公校既有优势
毋庸讳言，私营院校的资源难与公营大学匹比，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质素方面，要赶上公营大学仍需时日。按现行标准，学生在文凭试考得“3322”（中文和英文3级，通识和数学2级），或完成副学士、高级文凭，就符合入读自资学士学位的资格。为达致学位普及化，大专院校采取“宽入”的政策实属应当，但是，倘若院校的毕业标准过宽，学位会因为欠缺认受性而乏人问津。另外，如果学生在读毕四年大学后仍一无所获，就算学位普及化，市民的质素也难望提升。故此，政府在课程审核上必须从严，确保学生在毕业后，知识水平与其学历相称。
对于院校发展来说，资金不可或缺。相对于欧美国家，香港商界资助大专院校的风气并不旺盛。自资院校的名气不及公营院校，自然更难觅得大额资助，故政府应提供发展资金，以为提升院校质素。的而且确，现时自资院校质素参差，部分院校本学年收生不过寥寥数人，要求政府向所有院校拨出补助金，并不合理。相对合理的做法是以择优的方式，为自资院校提供拨款。政府近年不定期为自资院校提供年度配对基金，院校从民间募得一定款项，政府会提供相应的补助金，这类计划应该恒常化，并增加配对拨款金额。
另一边厢，公营大学的教学、研究发展都相对成熟，政府应发挥其优势，进一步提升教研质素。在研究方面，去年香港的顶尖科学家绕过港府，向中央表达研究经费不足，是对港府的警示。一些北上的科研人员指出，在内地可以收到国家、省、市级的资助，科研环境远胜香港。林郑虽然提出在任期内将香港的研发开支增加至占本地生产总值1.5%，但与深圳的约4%仍有差距，政府应急起直追。在上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林郑亦提出向教资会辖下研资会注资200亿元，以期改善香港的研究环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仍远不足够。同时，政府应该改变重理轻文的资助方针，在壮大科研的同时，增加对人文学科的支援。
在教学方面，由于院校排名以至教资会的拨款，都相对着重研究成果，这影响到大学对本科教育的资源投放。有学界中人反映，学校现时聘请的教职员多只专精研究，教学兴趣与能力不受重视。世界排名、研究水平值得大学继续追求，但是，提供优质本科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基本步，“重研轻教”绝非理想现象。为了提升教育质素，政府应增拨资源聘请集中本科教学的长约讲师，向“教研兼备”方向发展。
教育产业化非万恶 英国经验值得参考
培育人才是教育之本，也是首要追求的目标。其次，政府应该善用教育优势，推动产业化发展。观乎Universities UK的数据，英国的大学在2016/17年度一共收取了442,375名国际生；在2014/15年度，国际生为英国带来达258亿英镑（约2,626亿港元）的经济产出。香港大专院校在国际排名上一直表现颇佳，以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今年10月公布的排名来说，港大、科大、中大均位列亚洲十大。另一方面，纵然近十年来本地大学国际生学费录得增加，却不愁无人报读。以港大为例，本学年国际生学费为16.1万元，比起2013年的13.5万元上升19%，但报读者仍众，足见本地大学具吸引力，政府应发挥教育产业的优势。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并非新鲜事，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就提出六大优势产业，教育是其中之一，可惜在他2012年离任时，教育产业仍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1%，比2008年的1%，只上升0.1个百分点。梁振英上任特首后，随即将教育、医疗剔出产业政策之列。
当年许多香港人担心教育产业化必然影响到大专教研质素，梁振英遂“从善如流”。然而，将教育和产业对立，是一种狭隘的认知。如果院校质素差、认受性低，家长根本不会愿意支付学费；按此理，提升教研质素，应是教育产业化之本。牛津、哈佛等大学都收取高额学费，却一直是世界最佳。当然，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地，的确出现了一些买卖学位的“学店”，香港过去也有自资院校超收学生。但是，香港的院校数量远不如英澳，较易监管。而且，院校受既定条例监管，只要政府从严，当能防止乱象重演。
更何况，就算政府不推动教育产业化，也不代表院校不走这条路。近年来，不少院校都计划在内地开设分校，这并非最理想的结果。教育产业所带来的收益，除了学费，还有学生的校外消费。2014/15年度，英国国际生校外消费的毛附加价值，已达130.6亿英镑（约1,329亿港元）。同年，国际生创造了206,600个全职职位；香港的博士生正愁没有出路，在本地推动教育产业化后，教研职位可望增加。由是观之，政府应引导院校在港招收更多国际生，而非在境外设校。
其实，不少院校都希望增收国际生。科大校长史维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便表示，认同香港应培养更多人才，但碍于土地匮乏、宿位不足，现实上不可行。
坊间一直认为，增收国际生会减少本地生学额。实际上，八大院校每年共有15,000个受资助学额；就算多收国际生，也不会影响本地生入学机会。话虽如此，去年的施政报告反映本地大学共欠13,000多个宿位，多收外地生，本地学生将更难入宿。无论是从产业角度看来还是教育角度看来，政府都应该增建宿舍。
在满足硬件需求的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国际生收生比率。现时，公营院校只可以收取20%的国际生，而获准招收境外生的私营院校，招收内地、台湾、澳门学生的限制则为学生总数10%。这些限制并不合理，应该废除。就私营院校而言，在2022/23年度起，文凭试考生人数将会下跌，影响收生，政府应未雨绸缪，放宽限额，让私营院校做好准备。
林郑月娥的确增拨了教育资源，解决了一些历届政府无能所致的积弊。接下来，她还须提出配合产业政策的教育蓝图；这关乎到她是否认识到政府的角色。过去的特首多少囿于自由市场的逻辑，令产业政策名存实亡；这种放任无为的施政方针，蹉跎了香港二十年的光阴。林郑在首份《施政报告》已提出政府要做“促成者”，意味着她会告别积极不干预政策，但仍与市民的期望相距甚远。香港多年来发展滞后，已经没有条件再耽搁政事，林郑是时候成为“主导者”，带领市民走出困局，追回失去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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