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居民．倡议（一）】新界村民的父系后裔 机缘造就的世袭特权
掌握不少土地的原居民是“土地大辩论”中的重要持份者，不过，谁是原居民？为何他们能在香港享有较多权益？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他们的祖先一直居于香港，后来英国人占据了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理应获得补偿，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元更明言“就算我有特权，都系与生俱来，新界人传统生活方式有几百年历史”。
这些说法似是而非，逻辑亦不清，例如“一直”即是什么时候？为何法律上只有“新界原居民”而没有“九龙原居民”和“港岛原居民”？他们“从前”怎样生活，能否论证“现在”应然拥有同等的生活方式？
其实，只要厘清历史，便可知明见于《基本法》的“新界原居民”，其身分不过是历史随机造就的结果，没什么理所当然。
【原居民．倡议】专题
一、新界村民的父系后裔 机缘造就的世袭特权
二、免差饷、交廉地租 也是新界人传统权益？
三、生带丁权 死可永葬 蚕食公共资源的传统
四、乡委会与乡议局 岂止小圈子组织？
《基本法》第四十条列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至于何谓“原居民”，习惯上一直将之理解为“1898年已存在的原居乡村（及其分支乡村）的居民及其父系后裔”，而2003年订立的《乡郊选举代表条例》更将之变为明文定义。
1898年是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一年，新界成为英国的租借地；不过，在此之前，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已先后于1842年和1860年被割让予英国，为何原居民的定义不是以1842年为界线，而是1898年？众所周知，英国租借的新界范围乃指界限街以北，那为何现时的观塘、黄大仙、九龙城等地区，却没有获承认的“原居乡村”？
尊重土地主人？ 不过是政治考量
首先，以1898年划界，其实是政治考量的结果。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都是割让地，但新界只是租借地，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𪿫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这条文保证新界居民可获较大保障，殖民地政府不能对他们予取予携（后来的新界乡议局也是据之与港英政府争取权益）。此外，香港岛自1842年受港英政府接管后，首任总督砵甸乍在翌年即依照《英皇制诰》创设政府架构，包括议政局（行政会议前身）、定例局（立法会前身）和法院；此外，对外贸易、造船业、银行业等行业陆续发展，教育、卫生等相关条例亦逐一落实，可以说，港英政府很快便妥善掌控了香港岛和其后的九龙半岛。
不过，新界则是另一回事。根据辅政司骆克的观察，新界和港岛、九龙的居民有很大差异，前者的生活模式相对落后，也对英国人非常疑惧（后来港英政府接管新界时引起村民武装反抗，爆发“新界六日战”，正好印证了骆克的观察），因此主张尽量以原有方式与制度管理新界，港府遂设理民府专职新界事务，并重视与乡绅（他们比政府更了解各村，村民也习惯由他们主理村务）的关系。
由于新界是租借地，地位本就与港九不同，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保证政府不会侵夺民产，总督卜力接管新界时又曾承诺不会改变田产业权与当地习俗，加上政府有意借用乡绅的力量共同管治新界，又推出了很多只适用于新界的法例，所以“新界原居民”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共同体，自觉与港九居民不同。1924年，由新界各处乡绅组成的“九龙租界维护民产委员会”成立，也就是新界乡议局的前身，他们常与政府交涉，就土地、房屋等政策讨价还价，维护新界人利益，“新界原居民”这个身分认同遂更见巩固。当港英政府亦以“1898年已存在的原居乡村（及其分支乡村）的居民及其父系后裔”来指定“新居原居民”的涵义，“新界原居民”便成为一种客观的身分。
为何狮子山以南没有“新界原居民”？
至于观塘、黄大仙、九龙城等地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新界原居民”，更是政治操作下的结果。虽然九龙半岛某些地区位处界限街以北，但英国人早就看准了该处的战略地位，觉得其价值远比新界其他地区为高，故到了1899年，骆克在新界的抗英行动结束后，旋即声称九龙半岛地区的居民已经熟悉香港法律，加上“安全、卫生及其他理由”，宣布将东至鲤鱼门、西至荔枝角的地区划为“新九龙”，不属新界范围；1937年，政府正式将界限街以北、狮子山以南的土地名为“新九龙”。虽然新九龙的业主一如新界业主般需要缴交地租，但其他适用于新界的法律、补地价政策，均不运行于新九龙。正因制度的设置，新九龙村民与“新界原居民”不具相同的身分认同，是以前者没参与新界人的连串“维权”运动（主要针对政府的补地价政策），后者也没介入1950年代九龙区的反拆村抗争。
由此可见，“新界原居民”的法律定义，以至随之而来的特殊权益，其实是连串政治决策下得出的结果，而非为对世代居于香港地区的居民表示“尊重”，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港岛、九龙的“原居民”，以至水上人（他们不拥有田产，社会影响力微，港英政府毋须特意招抚他们）均得不到与“新界原居民”同等的权益。
原居民身分是不可易转的先天优势
论者可能仍觉得，这只能说明港九原居民和水上人未获港英政府重视固然是一种不幸，但不代表新界原居民不值得拥有特别待遇。就此，须知道“尊重”是一回事，“特权”却是另一回事，现时新界原居民可享的权益，均涉及公共资源，诸如丁屋政策、山边殡葬政策、乡议局法定权力，使新界原居民比一般香港永久性居民拥有更大权力、可取得更多公共资源，这显然属于特权。如前所述，新界原居民的定义是“1898年已存在的原居乡村（及其分支乡村）的居民及其父系后裔”，换言之，这身分是先天注定的，其他人不可能凭后天努力成为其一分子，进而享受同等权益，这显然不符现代社会重视的平等精神，甚至可能和《基本法》第二十五条订明的“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所冲突。
有论者将新界原居民类比成其他国家的原住民，尝试论证新界原居民获较多权益的合理性，惟这种类比显然不伦不类。专研客家族群的学者郑赤琰在〈基本法与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从国际经验谈起〉一文中指出，《基本法》第四十条的精神是“承认”而非“赋予”新界原居民的权益，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人权”，不是“特权”，惟其所举道理不外乎一些陈腔滥调，例如新界原居民是先居族群、外国也会藉倾斜政策保护弱势原住民的生存权益，以及须保护原居民的风俗习惯，保存那种重视血缘亲情的“传统主义”。
就此，本文已指出，以1898年划定“先居族群”根本毫不科学，纯粹是一种政治考量；此外，众所周知，新界原居民绝非弱势族群，毋须政府给予额外保护；至于保育传统文化，固然是政府责任，但这不必然牵涉赋予额外权利、兼令其他市民可享较少权利，论者无疑混淆了“传统文化”与“权利”两个概念。
现时法律定义下的“新界原居民”纯粹是港英时期出于政治考量才确立下来的身分，毫不科学，自然与“尊重先居族群”此等堂而皇之的说法无涉，如此一来，实再无保留“新界原居民”这一身分的道德理据；更甚者，新界原居民是一种具闭固性的先天身分，容许他们享有更多公共资源，等同歧视其他香港居民。现在香港已不再是英国殖民地，过去那种分而治之的管治策略，显然已失去立足点，一切和新界原居民有关的特惠政策均应基于“一视同仁”的原则而删去。
可以想见，既得利益者一听到这点，必定会搬出《基本法》第四十条；然而，《基本法》的原文是“合法传统权益”，到底有多少特权“合法”，本就具疑问，例如法庭便即将审议丁权是否违宪。因此之故，最理想的情况是法庭将“合法传统权益”理解成保存其文化习俗之类，否则的话，便应修正《基本法》第四十条的写法。
在现实之中，到底“新界原居民”可以享受什么“特权”？这些“特权”如何令其他香港居民变得地位相对次等？详情请参见〈【原居民．倡议（二）】免差饷、交廉地租 都系新界人传统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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