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香港经济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工商界？
近日在深圳召开的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强调了香港工商界要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顾香港工商界的历史背景，并结合现实挑战，探讨工商界未来应有的角色与责任。
正如笔者近日刊登的拙文《香港要“拼经济”须把握新契机》指出，香港的工商界历史源远流长，其管治模式可追溯至港英时代。当年，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最大意义就是服务英国的海外利益，保障英国商界更好地赚钱。英商怡和、和记、太古等洋行早在1861年已成立香港总商会，以代表和维护英商的利益。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流程中，商会代表参与“共商国事”是其重要环节。重商主义的英国统治者，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对于体量较小的香港本地华商，殖民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社会和经济资源，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华商也成立了一些行业组织来协调内部需求，并逐渐发展出东华三院、保良局等慈善组织，以慈善事业回馈社会发展。
大政府小市场 一跃挤身四小龙
从战乱频仍，走到战后复苏，香港各界都极度珍惜这个共同打造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建立自由贸易、低税率、最低劳工保障、高利润回报的市场，和政府少干预的政治环境，逐渐成为神圣不可侵犯政策原则。
这一原则也一度经历考验，在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内地资本尤其是上海纺纱资本南下香港，加上本地也有新的工业企业兴起，令这批新利益团体与旧有的英商洋行和华商的利益矛盾开始显现。但港英政府以灵活手腕接纳了南下内地厂商和新工业家，又批准成立香港工业总会等行业组织，将行业组织代表也纳入原有政商管治联盟当中，参与“共商国事”。
这就是港英政府一百多年来的经验——“大市场，小政府”，在经济上主要依靠作为香港商业和工业利益团体代表的四大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各自负责调解市场的利益纷争，政府则只负责协会之间的协调，从而分散和减轻管治的压力，加固了政府管治地位。在此期间，尽管也出现少数大洋行、大家族等寡头，但并没有让大多数民众感到“官商勾结”，既是由于港英政府政治手腕，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优待。
毕竟，英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而稳定的民主体制，有足够的殖民地管治经验，而作为港英政府决策者的历届港督们，要么是东征西伐的功勋军官，要么是深谋远虑的资深外交官，甚至还有英国内阁的部长、保守党的主席等等。港督们拥有丰富的阅历和政治历练，在涉及利益的政策处理手腕上，香港工商界、普通市民均看不太出明显的政策倾斜或优惠。
同时，香港在二战后迎来了难得的时代契机，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腾飞令普罗大众开始有钱赚、有工开、有饭食、有屋住，即便小本生意也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与一河之隔的内地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更倍感幸运。
诚然，香港当年重要的发展契机，也极大来自美国和英国需要借香港作为与中国内地交往的桥梁，中国内地也十分依赖这一国际“窗口”，在天时地利人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港英政府和工商界巨头即便偶有操作失误，惹来一时怨言，也很快被民间普遍的乐观情绪稀释。甚至飞速上升的房价问题，也在经济迅速发展推动的强大购买力之下被忽略。
前殖民地政府在民间美誉度较高，多位“文武双全”的港督至今仍受香港市民怀念，以至于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将其执政手法奉为圭臬。这其实并非孤例，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所谓“盛世”的政府都被奉为“明君”和后世的榜样，即便前文明时代的尧舜，也会被相比下早已发达百倍的后世君主所称颂和学习，皆是此意。
港资垄断早已非港英洋行所能比拟
特区政府对港英政府见贤思齐，追随模仿“大市场，小政府”，本没有错，只是在时代的转变中，渐成刻舟求剑。一方面，随著英、美等国的工商界人士逐渐撤离、香港本地工业企业北上中国内地发展，本地资源高度向极少数垄断利益集团聚集，乃至这些集团成为横跨地产、电信、港口、公共交通、燃气、电力和零售等各个领域的巨无霸。原本的行业协会组织如香港四大商会犹如蚍蜉撼树，无力协调其利益。
不少垄断利益集团更拥有自己的传媒机构为自己发声，建立智库广纳英才，以资本撬动话语杠杆，甚至资助政党在立法机构制定游戏规则，左右特区政府施政。可以说，今日港资垄断商业集团能量之大，影响力之深，早已非港英时代的怡和、和记、太古等大洋行所能比拟。
当然，我们并非将香港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垄断商业集团。作为工商界人士，为赚取利润而追随政策的导向和时代的机遇，完全是必然乃至正确的选择。
但是，香港工商界要明白，今时已不同往日了！
天时、地利、人和俱已改变
从前的天时、地利已经改变，香港走出了经济高速发展时代，中国内地逐步开放下，对香港的依赖逐年下降。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也发生转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曾将香港打造成为反华的区域军事和情报中心，当军事扼杀中国内地失败后，美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英国的配合之下，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贸港，既保障最大化自身的投资利益，也冀以经贸、金融“和平演变”中国内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和定位，近年又再次转向，削弱多年来对香港的经贸优惠，长远来看将动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牵制中国内地的发展。
过去的“人和”亦已生变，“有钱赚、有工开、有饭食、有屋住”不再是香港民众的必然。在“饼”不断缩水的时代，垄断商业集团继续对各行业寸土必争，中小企业失去立足之地，普通市民的发展空间愈来愈狭窄。近年来，越来越多市民开始要求特区政府应当更加为民做主，改善乃至更改“大市场，小政府”管治模式，建立如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著重公平的高福利社会，以保障民众的生活富足。
平心而论，大部分香港特首并非没有尝试回应市民诉求，然而，他们既受限于力所不逮，也面临比历任港督更多的困局——香港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要在现行体制下，劫富济贫，更难如登天。举例而言，高福利的基础是高税率，目前的税制、基本税务原则及概念必须改变，但这对于一直以低税率、简单税制来吸引各国企业进驻而成为金融中心的香港而言，很可能是一场灾难。
如今在李家超特首和特区政府的身上，其实背负著发展的悖论、历史的难题。特区政府若然顺应民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很可能不保。若然维持现状，特首和特区政府便成为市民的出气筒，且要为经济停歇不前负上责任。
当前，同样被历史难题所拖累的，还有中资企业和国家中央政府。近年来，内地企业尤其是央企、国企来香港拓展，携手本地大企业“走出去”，原本是经济交往加深的必然。然而，中资企业南下又与香港的垄断商业大集团合作开拓市场，香港的垄断商业大集团也在中国内地布局进行各类投资，形成利益交织，带来更多利益集合体。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对于部分香港市民而言，可能会产生资源被侵占的感知，从而引发对在港中资企业一定的不满和怨愤情绪。
摆脱依靠心理 自身创新与拼搏
更值得提出的是，在探讨如何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议题上，近年来香港的工商界已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背后，蕴含著更复杂的现实考量。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可能会认为，当存在其他看似更为轻松的选择时，比如依靠中央政府提供直接的援助或优惠政策（即“授我以鱼”），为何香港还要选择更为艰难的道路，去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能力（即“授我以渔”）？
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工商界对于中央政府的依靠心理。在过去，中央政府为香港提供了诸多支持与帮助，无论是经济上的援助还是政策上的倾斜，都使得香港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这种长期的支持也可能让部分工商界人士产生了依赖感，认为只要中央政府愿意“送大礼”，香港可以轻松获得所需的发展资源。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来说，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应该来自于自身的创新与拼搏。中央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和帮助，但真正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还须依靠香港各界尤其是工商界的努力和智慧。
另一方面，香港工商界内部也可能存在一种“拼搏精神”的缺失。老一辈的工商界人士，他们经历了香港的艰苦岁月，深知拼搏与奋斗的重要性。然而，随著岁月的流逝，这些老一辈的人士已经老去，他们的拼搏精神似乎也在新一代中逐渐淡化。新一代工商业者可能更加注重已有的财富和地位，去拼搏、去创新的动力稍显不足。
同时，新一代工商业者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老一辈相比，他们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锐意创新的新一代工商界人士在尝试推动变革或创新项目时遭遇了挫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所谓的“寒蝉效应”，导致更多新一代的工商界人士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稳定、保守的发展策略，而不是去冒险、去尝试新的可能。这种心态的转变，无疑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拼搏精神”的缺失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都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新一代工商业者能够重拾拼搏精神，勇于尝试新的可能，就很有可能能够找到适合香港发展的新道路。
虽然，不少香港新一代工商业界人士拥有留学英美国家的背景，这段经历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但同时也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未来缺乏深入了解，甚至持有较为看淡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源于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对本地特有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忽视。然而，这种看淡的态度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随著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两地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日益频繁。这为新一代工商业者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平台，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内地的市场和环境，从而更加客观地评估香港和内地的未来发展。
政府与工商、港资与中资紧密合作
香港经济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工商界？答案或已呼之欲出。笔者建议可从以下几点做起。
其一，需要改革“大市场、小政府”的传统思维模式。尽管“大市场、小政府”一直是香港经济成功的基石之一，但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模式也需与时俱进。
香港特区政府有必要与工商界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从传统的“大市场、小政府”模式转向更为紧密的合作，在这种新的合作模式下，通过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与产业升级、拓展国际市场、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以及加强政府监管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地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的独特优势，推动香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其二，需要香港本地工商界与在港的中资企业加强合作。随著内地与香港经济融合的加深，两地企业的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香港工商界可与中资企业共同搭建平台，促进两地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如共同举办经贸论坛、投资洽谈会等。推动香港工商界利用其国际金融、贸易、物流等方面的优势，与内地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形成互补。
针对香港部分市民对在港中资企业产生不满的问题，需要中资企业加强与香港各界的沟通与提升透明度，建立公开透明的平台，向香港市民解释中资企业在港的具体项目和对香港经济的积极影响，定期发布报告说明投资情况和社会责任活动。推动多元化发展，鼓励中资企业与香港本地中小企业合作，支持创新创业项目，增强本地经济的活力。
以及，中资企业应承诺增加本地雇佣比例，提供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也应考虑进一步加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支持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项目。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强政策引导，确保所有在港企业活动符合本地法律，建立有效监督机制，防止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此缓解市民的不满情绪，打造香港更加良好的经济合作环境。
其三，加强对于新一代工商业者的教育和引导。针对上文提及的新一代工商业者的问题，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老一辈的工商人士，须考虑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发展机会，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
政府规划长远 让工商界看到未来
同时，特区政府应向各界提供更长远且具体的发展规划，使新一代工商业者能够清晰地看到未来发展的蓝图，并有针对性地制定自身的发展策略和目标。特区政府还有责任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为新一代工商业者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竞争环境，让他们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然，在此期间，中央政府的支持仍然不可或缺，但这种支持应该更多地体现在为香港提供发展机遇和平台上，而不是直接“送大礼”。中央政府通过推动香港与内地的深度合作与交流，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让香港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去实现更大的发展。
香港工商界的新“理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央政府支持的依靠心理以及拼搏精神的短暂缺失，但这并不意味著香港经济发展的道路前景不佳。只要香港社会各界能够正视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就能够找到适合香港发展的新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工商业者的拼搏精神和创新精神，也将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香港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的正是一个勇于改革、善于合作、充满责任感且富有活力的工商界。这个工商界应能够主动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与特区政府紧密携手，共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应具备开放的胸襟，不仅加强本地企业间的合作，更应与在港中资企业深度交融，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新一代工商业者，需被赋予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以培养其面对复杂多变市场的勇气与能力。香港工商界只有更加自信地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既保持自身的优势，又不断开拓创新，香港经济才能继续繁荣发展。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