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欢｜香港经济不应住在历史回忆里面

江玉欢专栏

香港特区政府在《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内发布一篮子经济政策，从“促复苏、开新局、扩内需”等方面推动经济。但究竟什么是开新局，如何扩内需？迄今特区政府给出的答案尚未明确。香港经济复苏工作从去年初开始，直到今天已有一年多时间。在这期间，特区政府出台各项不同的政策，包括发展旅游业吸引外地来港游客的不同策略，房屋买卖“撤辣”等等，都对本地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后续发展力量并不强劲。

两次经济转型成功只属被动

在过去，特区政府习惯被动发展、坐等发展，缺乏主动出击的经验。客观来讲，回顾过去五、六十年香港经济发展路径，不可以说“不幸运”——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及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本地的两次经济结构转型，俱因国内外政治形势或政策变动、时来运到地发生。

一是在二战结束后，战后重建使香港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香港以其廉价劳动力、地理位置优势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设立。制造业包括纺织、服装、电子产品、塑料制品等，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

二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逐渐经历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随著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全球贸易需求放缓，幸而另一道门再为香港打开——内地的“改革开放”。内地出口扩张、资金南下，香港经济又再顺势变回以转口及服务出口为主的结构。借此机会，香港政府顺势推动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发展，以提升经济结构和增加就业机会。香港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枢纽和商业服务中心，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要引擎。

时代红利吃一时不能吃一世

也正是上述两次被动经济转型的成功，慢慢深化了特区政府以及港人对“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的认知——人们更愿意相信政府管理有方，经济发展规律和政府策略完美匹配，而淡化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过去的港英政府面对时代红利，更相信市场分配，任由市场自由竞争，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特区政府将这一经济政策延续下来。

但是时代红利只能吃一时而不能吃一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产业单一，房价过高，经济发展水平波动大等等自由经济政策的种种副作用逐渐出现。过度依赖市场，忽视自己在经济发展上的必要角色，今天的特区政府是时候考虑如何革新香港经济发展逻辑，而不是单单润饰及增加经济活动的类型。

产业决定人才，或是人才决定行业？

近两年，在经济学界有学者呼吁香港应积极展开“第三次经济转型”。那么这次转型究竟要怎么转？已经开始转了吗？效果如何？当下的经济转型的目的是产业多元化，增强经济稳定性和韧劲。但如何实现多元化，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如前者明确。

以制造业为例，根据2019年数据，制造业占本港GDP少于1%，香港坊间一向并不认为“制造业”或“工业”属热门行业，以至于当政府需要展开大规模基建项目时，出现了明显的人才不足和劳力不足现象，高端电子制造业更是远远落后。而今天的工业化，是指会运用到大数据、自动化科技、工业4.0等高端工业——问题在哪？是产业决定人才，抑或是人才决定行业？这个过程是否全由市场决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才与产业并非是先有鸡或先有蛋的关系。当访问香港本地中小学生关于未来想从事的工作时，想必答案更多集中于金融医疗等，这与政府在基础教育阶段缺乏引导、高等教育阶段工程学科与市场指引脱不开关系。

且不说老龄化导致香港人口结构不利于经济发展，纵然有足够数量青壮年，但没有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大专院校教育机制，培养不出能推动产业多元化的人才，仅靠政府官员未有落地能力的政策，又何谈香港经济转型？人才不够多元化，产业自然难以多元化。

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全胜香港

同属开放型小经济体的新加坡，住房政策常常作为香港住房政策发展的对标，经济多元化亦明显，其中高端制造业（包括电子、制药、航空航天工程）占该国GDP的18%。“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南韩及新加坡，制造业占GDP分别是30%、25%及20%，连经历30年经济低迷的日本，也能维持制造业占GDP 21%的水平，足证制造业能够在发达经济体再次复兴，同时也证明，当本地经济进展陷入疲态，政府对局势的正确判断以及积极恰当的作为则是优良催化剂。

香港经济的新思维，其实逻辑并不复杂。政府需要学会追根溯源，学会放下高端的姿态，认清歴史、看清现实，不应住在历史回忆里面。香港经济新思维的结局一定是产业及劳工市场变得多元化，年轻人与一般市民向上流动的机会才可增加，长远经济发展、民生及社会深层次矛盾也才得以改善。

作者江玉欢是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执业律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