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公会性风波】权力失衡造就二次伤害 处理机制仅少数教会采用
“隐形香港”及“01侦查”早前独家揭发，两名圣公会男教友在十多年前被圣公会男牧师抚摸下体，但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知悉事件后，因无法直接接触受害人而无再跟进。报道曝光后，圣公会主动报警备案。事件引起教会处理与性相关不当行为的机制缺陷，圣公会回应时直言，现行机制要接触到受害人才会调查，否则不会接触被指控的人员。专门服务性暴力受害人的志愿机构风雨兰，收到50多个教会转介的性侵个案，其总干事王秀容形容，教会对性的忌讳、讲求家丑不外传、从无处理性罪行的培训，都容易令受害者有二次伤害。香港基督教协进会2013年曾制订防止性骚扰政策，让教会内自订发生性不当行为的处理机制，但“性别公义促进小组”召集人王美凤牧师指，只有少数教会采用。“隐形香港”及“01侦查”记者
投诉纪录？圣公会无统计
“隐形香港”及“01侦查”早前独家报道，两名圣公会男教友在十多年前被圣公会男牧师抚摸下体。其中一名教友阿轩（化名），指2004年自己17岁时，被圣公会男牧师从后拥抱沿胸口抚摸并尝试伸手入裤内，当时因为害怕而无报警。他在在2007年把事件告诉给教友，并因此得悉受害人不止他一个，他期待教会能调查和回应，可惜等待十年，得不到一个答案，他形容是“二次伤害”。11年后，阿轩终于鼓起勇气，向传媒说出事件，不让自己成为制造不公义的沉默者。而教会亦报警处理。
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鸣，接受访问时直言，教会的机制是要接触到受害人，才能调查，亦承认，2007年得悉有教友投诉同一名男牧师对两名教友作出不当行为，大主教邝保罗曾讨论事件，教会亦知悉被指控的牧师身份，但从无调查，亦无向该牧师查询。
邝保罗2007年与港岛区总干事梁秀珊牧师就事件的讨论，并无会议纪录。被问及有无统计与性有关的投诉，管浩鸣指，只有2007年的汇报。近年全球各地都有教会卷入性丑闻，更有神职人员因性侵被捕，被问及圣公会如何看待外国的事件时，管浩鸣只称注意到社会风气的改变，正与法律顾问检讨处理机制。而报道看出后，圣公会报警备案。
过往香港教会亦神职人员以性罪行被定罪。一名转任保险经纪的香港天主教区刘姓前神父，被指于1990年代性侵一名15岁男童，在2002年被警方以涉嫌“非礼男性”拘捕，最终判囚四年。时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林郑月娥曾表示，高度关注神父涉嫌性侵犯儿童的案件。
制度缺陷 令教会相隔11年才处理？
专门服务性暴力受害人的志愿机构风雨兰，收到50多个从教会转介的性侵、性骚扰个案，其总干事王秀容指，当中近30个是涉嫌强奸，部分是在教会内发生，但并无统计具体数字。
王秀容说，以往统计过性罪行的个案，有80%是熟人所为，受害人举报本来就有很多顾虑，加上教会传统，令受害人更难说出口，“教会着重和谐、合一、家丑不出外传，倾向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加上教会对性的话题保守，甚至认为性是污糟的，更难说出口。”
机制缺陷，更令犯事的人可能重复犯案，“静鸡鸡处理，叫侵犯者离开教会，那个人可能去另一间，但由于他的前科无人知道，性侵的问题根本无解决过，他可能又会在新的地方再犯，揭发后又离开，再去新的地方。”王秀容形容侵犯者因此得不到治疗，自己不能正视问题，令事情持续发生。
教会权力关系 难以道出经历
性侵或性罪行，往往并非性欲的问题，王秀容指，侵犯者更多是权力的彰显，“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作案，更觉得自己是权威人士，受害人讲出去都无人信，令性侵问题延续。”
权力关系，来自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侵犯者本身是自己尊敬的人，“受害人担心关系破裂，以致难于启齿。”王秀容说。
而第二层，更是因为揭发后，经过教会的一层层管理层施压，可能要求教友不要报警，在教会内处理，王秀容说，这令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得不到平反，甚至没有任何交代，这一层伤害更深。”
王美凤指，教会内的权力关系令受害人难以道出经历，对于有权力的牧者及教会人员，若受害人在教会内并没权力，关系上便会处于弱势，“令受害人说出时更需要勇气”，因此独立的投诉机制更显重要。
防治性骚扰政策 建议设独立委员处理投诉
近年全球各地教会都爆出性丑闻，拥有21个会员、包括涉事的香港圣公会在内的基督教协进会，辖下的性别公义促进小组于2013年已关注该问题。并制定防治性骚扰政策纲领。
王美凤指，防治性骚扰政策是一份公开、透明和公正的指引，当中的“处理性骚扰投诉委员会”负责处理由管理人员、雇员、求职者、其他同工及活动参与者提出性骚扰投诉。独立委员能让受害人说出来的时候感到安全，不论投诉或调解也有步骤可循。
她指协进会一直在教会层面推广，现时已有一些团体、神学院愿意商讨相关指引，唯整体上仍然只有少数教会采用。她认为原因有三，教会未有认为事态严重、因事件敏感因而处理及执行上有所困难、小型教会资源有限。她呼吁教会重视问题，尽快于内部设立机制，让受害人有渠道跟进。
受害人对性侵犯以及自己的法律权益不熟悉，加上教会无机制处理，教会人员亦无学习和训练过如何处理相关投诉，王秀容形容，这些缺陷，令性侵持续，受害人看不见公义得到彰显的希望。
《性别歧视条例》列明，组织对成员被性骚扰有转承责任，王秀容说，组织收到成员投诉后不处理，受害人可用民事途径控告组织；而条例中亦有“使人受害的歧视”（victimisation）条款，王指若受害人揭发后，受不公平对待，组织亦有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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