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批中国科研急功近利 华为困境揭示“双循环”3大挑战
据内地《证券时报》10月28日报道，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于9月14至18日，访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学校，并与科学家和学生代表举行座谈会。华为事隔个多月后公开其发言内容，题为〈向上捅破天 向下扎到根〉，当中虽然只字未提“双循环”，但就对此经济焦点有不少启示。
“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
近月中外都在讨论“内循环”与“双循环”，各方均一致同意关键还是在技术研发，乐观者认为随著新科技如人工智能面世，西方不一定能保持“先天优势”，中国一旦成功把握良机以“换道超车”，于全新一场的竞赛超越对手，届时华府手上就只得旧产业供应链的控制权，对中国已缺乏要胁相迫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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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成“换道超车”，前提当然是要判别“新科技”是否真的那么新，研发所需较少依赖于“旧科技”，又或所需的“旧科技”基础已在中国手上，不假外求。另外，如果要达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及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本国的人才教育培训就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有权威地位的论者并不多，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是其中之一位。
华为遭受美国接连追杀，旗下芯片停产，管理层甚至有“化整为零”的最坏打算。任正非就此分析：“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不是依托全球化平台，在战略方向上压上重兵产生突破，而有什么错误。而是我们设计的先进芯片，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来，我们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
“今天的科研状况很像二战前的美国”
话听起来很轻，但前半句是回应其营运模式的质疑。华为的成功建基于全球化供应链，不会为了“完全自力更生”而分摊资源于所有生产环节，而是以创新盈利潜力为标准，集中克服特定难关，例如其5G专利与产品就公认是领导整个行业。然而批评者认为，正因华为的对外依存度过高，未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所以一遇美国封杀令便举步维艰。
首先，几近没顶而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是中兴通讯，而不是华为，华为在“国家级攻击”之下还是能艰苦行进中。其次，论及成本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中国官方都认同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趋势，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必然的事，只不过世界第一强国在全球动员所有供应商围堵华为，试问世上有哪一间企业可以毫发无损呢？华为不即时“暴毙”就已是有非凡本事，更至少在新一代手机硬件配置达成“去美国化”。
任正非对外发言一向得体而老实，他点明华为不可能包办整条供应链，其企业困境实则反映中国的产业配置和科研问题：“我们今天的科研状况很像二战前的美国，二战前50年时间，尽管美国产业已经领先全球，但在科研上充满功利主义，不重视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大量依赖欧洲的灯塔照耀，利用欧洲的基础研究成果，发展短、平、快的产业。”
任正非还以制造工业用胶的分子工程为例，直指“泡沫经济”下没几间中国公司肯亏本研发，而“缺一种就会卡了一个国家的脖子”，体现“我国的基础工业还是不强的”。
须增国际互信加速加强“双循环”
实则其发言篇幅虽然不长，但对于“双循环”就隐约提出了几个大挑战：
第一，中国产业是否需要脱离全球化供应链？北京已三番四次否认“闭关锁国”的讲法，陆媒亦由当初以“内循环”作宣传，改为使用内外兼顾的“双循环”一语。
第二，中国现存科研根基是否足以“换道超车”？根据任正非的话，当下情况是不乐观的，他寄望于人才培训的更弦易辙：“我国每年有七、八百万大学生毕业，加上中专生大约有一千万，聪明人很多，如果允许差别化的教育，就是姹紫嫣红。一二一，齐步走，同质化就缺少活力，就不易产生天才。”
第三，即使教育改革成功，按任正非的讲法，“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也是二三十年后的“远水”，但实现“双循环”却是燃眉之急，中国应当如何应付眼前“近火”呢？
任正非提及一件佚事，原意在呼吁企业眼光要放远眼光，不要太计较眼前得失：“2G与3G之间的算法打通，没有公司莫斯科研究所的小伙子安德烈默默无闻的几年，没有宽容，就没有华为的无线成功。”
与此同时，这位“安德烈”也代表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性，任正非即正正主张本国应“高举科学无国界，坚持开放和国际化”；如此一来，既可应对美国的对华“脱钩”战略，也可加速和加强“双循环”。科技合作却是有前提的，脱离不了政治，北京需要维系较为稳定的外交环境，增强“美国以外”的国际互信，从而保障这一项现时不可或缺的“双循环”推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