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见证的邪恶 法律无法真正转型正义
编按：真正的转型正义，无法仅由法律完成。幸存者只能说出部分，真正接触到邪恶的最深处的人，都不是幸存者。也因为见证的不可能完成，我们承担着这样的伦理责任─成为邪恶的见证者，并防止邪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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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走进了毒气室
八十四岁的艾尔本（Eva Erben）说，当年她被解送到集中营时才十一岁，她与家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集中营的作用，她以为只是暂时的栖身处。但是，她自己的母亲在被解送至集中营途中──每天冒着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进”（Todesmarsch）──筋疲力尽抱着年幼的她，与她告别：“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必须离开妳了。”她看着母亲死亡。她在集中营里看到愈来愈多不可理解的荒谬与残忍，终于知道，这不是暂时的家，而是最后的终点。
她讲述她因为被分到两只左脚鞋子想更换而被警卫用枪托打落牙齿，她见到许多母亲的婴儿被强制夺走，她见到地上满布婴尸，她见到失去婴儿的母亲精神失常、抱着不存在的宝宝唱摇篮曲，最后投身在电网自杀……。这段记忆太过残酷，她必须等到终战几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后，才有办法述说。
而九十三岁的弗丽德兰德（Margot Friedlander）则说，纳粹掌权时她们全家必须逃亡，她甚至染发、动了整形手术，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像犹太人。全家后来还是被抓到，分别被解送到不同集中营，她则孤单地躲藏、流浪于街头。战后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营中死亡，“我的母亲走进了毒气室”。后来她移居美国，近九十岁时才终于回到这个如此残酷对待她的故乡──柏林定居。
当她决定返回德国时，亲友们无法理解，怀疑她如何能回到这个杀害她全家的“充满恶人的国度”。她对着镜头说：“其实，我在德国受到温暖欢迎，很多人也对我的返乡表示感激。现在的德国人，已经是大屠杀的第三代、第四代，他们与那一代犯下的罪行无关，我有什么资格审判他们呢？”
这是充满谅解的姿态。但是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应她的和解与原谅？姚赫指出，民调显示，今日三十岁以下的德国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愿意谈论集中营的问题，“对此，妳感到愤怒吗？”两位幸存者回答：
我们只能递出我们的手，只能向这些不愿意谈论的人见证，希望他们也能成为见证者，因为我们能成为见证者的时间，来日无多了。艾尔本并说，见证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今日还是会一再发生。
节目最后，姚赫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魏瑟尔（Elie Wiesel）─也是奥斯威辛幸存者─的话总结：
每一个倾听见证者之证词的人，自身也是见证者。
这一集节目让整个德国社会动容。《明镜周刊》（Der Spiegel ）评论，艾尔本与弗丽德兰德说出了那“不可叙说之物”，当年的纳粹要让那些异己者沉默，而不断叙说那些难以叙述的邪恶，也许正是一种反抗技术：你无法强迫我成为你要的样子。这个夜晚谈论记忆如何作为抵抗的武器，如此触动人心。
法律无法完成的工作，必须由我们继续
七十年后，经历过无数次的司法审判，坊间出版了无数谈论集中营的着作，但我们还是必须不断记忆，不断见证；即使没有人可以完全记得当时的状况，即使没有幸存者能够真的见证最根本的邪恶。
义大利政治哲学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奥斯威辛的剩余》（Remnants of Auschwitz ）一书中谈论“见证”。他说，见证的拉丁文“Testis”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作为第三方的证人，如同审判般去评断争议双方；另一种则是自身经验其中，从头到尾承受、体验了这个事件，进而能够见证。前者是法律问题（Quaestio iuris），是试图做出公正审判；后者是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是自身的经验、自身的责任，永远无法被法律穷尽。
奥斯威辛幸存者的见证，正是不能被法律化约的领域。战后的审判似乎暗示了奥斯威辛的问题早已经被克服，然而，大屠杀的邪恶远远超出了法律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不断被回应的伦理问题，是一次必须不断被见证的事件。
姚赫也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根据调查，德国人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大屠杀的共犯结构的，约有五十万人，然而其中只有约九百人被起诉，不到百分之零点二。此外，战后的纳粹审查委员会甚至因为执行成效不佳，被讥为颁发了“洗洁证”（Persilschein）给那些纳粹份子，让他们得以除罪。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由得质问，法律在大屠杀的问题上，是否束手无策？
真正的转型正义，无法仅由法律完成。阿冈本指出“见证”的内在矛盾：
幸存者永远只能说出部分，永远无法完成真正的、完整的见证，因为亡者之声不可能被听见，有资格见证的人、真正接触到邪恶的最深处的人，都不是幸存者。
然而，也因为见证的不可能完成，我们承担着这样的伦理责任：我们必须不断地倾听或述说，我们必须在明知失败、不可能“真实”的情形下，持续地见证这个时代的暴行、罪恶，与那些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停止的“克服过往”工作──不管用多少字数，不管用哪种形式，不管标上哪种主题标签。我们必须倾听证词，因为我们有成为见证者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内容节录自《邪恶的见证者: 走出过往、铭记伤痛, 德国的转型正义思考》
作者：蔡庆桦
出版社：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