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曾采访时遇袭受伤　沈绮颖：自由摄影师无保障但充满挑战

个子矮小、性格率直的沈绮颖是图片社VII Photo Agency驻北京摄影师。2007年起，她从新加玻移居北京，一直关注基层劳工、人口贩卖等社会议题，最为人知的纪实故事是《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她曾到访陕西南部村落，采访尘肺病患者何全贵的患病经历，跟进故事4年，直至何病逝，引起外界对尘肺病的关注，而“何全贵”这名字亦成了尘肺病的代号。早前，她来港参与摄影讲座，分享她的拍摄经历。

“摄影是我的‘二奶’”　

“我从小便想当摄影师。我从伦敦读完国际关系和历史后，报社不希望我只是拍照，他们想我做文字工作者，他们重视文字新闻，多于视觉新闻。”沈绮颖曾在《海峡时报》工作近9年，经常边做访问边拍照，难以专注用影像去说故事。“摄影是我的‘二奶’。如果我要对摄影认真的话，我必需要辞职，与‘二奶’结婚。”沈绮颖笑说。

18岁时，沈绮颖到《海峡时报》当实习摄影记者，决心成为纪实摄影师。后来，她取得奖学金，到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历史和国际关系。留学期间，她任职校报摄影师，不收分毫地帮小型慈善机构拍摄，一向关心基层市民的生活。“毕业前一年，由于当地的罗马吉普赛人没有牙医服务，学生一起筹钱，去兴建牙医服务的设施。我拍摄罗马吉普赛人的生活，又制作明信片，拍卖照片印刷品。”摄影让她接触受访者，不再以问答的形式了解他者的生活，而是以镜头为借口，介入受访者的生命。

2001年毕业后，她回到新加玻，当了9年记者，专门报导印尼劳工议题，她一直希望新加波人关心外籍雇工。多次往返爪哇和雅加达报导印尼佣工的议题，撰写大量报导及拍摄纪实照，制成《Long Road Home, The: Journeys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一书，讲述印尼佣工受身体虐待、雇主拖欠工资以及非法和肮脏的宿舍。

编辑眼中的“小辣椒”

虽然报导获得正面回响，但因题材敏感，沈绮颖时常与编辑发生争执，被称为“小辣椒”，又被视为“左翼自由主义、西方教育家”记者，报导被上层篡改。

“我不是一个想争吵不休的人，但他们想冲淡事实（water it down），因为这都是政治上不受欢迎的故事。新加坡政府与传媒有紧密关系，传媒经常支持政府计划。如果我写一些让新加坡显得糟糕的事，他们会因此而不高兴。”沈绮颖指，编辑改动重要字眼，让报导失去真确性。“当我撰写‘贩卖人口’（human-trafficking）的文章时，我甚至不可以用‘贩卖人口’的字眼，编辑改用其他字眼，因为根据政府所言，新加坡根本不存在‘贩卖人口’的问题。”

从拍摄者到“照顾者”

筋疲力尽之际，她毅然辞去报社工作，参加马格兰基金会（Magnum Foundation）的摄影工作坊，跟随美国著名摄影师Susan Meiselas，学习成为全职纪实摄影师。2011年，她到陕西采访尘肺病病人，遇上矿工何全贵，他90年代在金矿工作，由于没有戴上过滤口罩，工作时吸入粉尘，要经常洗肺，以致身体十分虚弱。“一开始，何全贵的妻子对我很有戒心，觉得一个年轻女子从北京跑过来，不知做什么。他们以前接受过记者访问，但却没有带来生活改变。”

沈绮颖多次往返村落，某天接到他妻子的电话，得知何全贵病重，于是联络志愿组织工作的朋友，最后筹得一万元的手术费用。沈绮颖说，由她为何全贵筹钱起，她已经不再客观地纪录生命，而是成为何全贵的照顾者。四年间，她制成《一个尘肺病家庭的爱与绝望》的纪实图辑，又制成多条影片，直至何全贵病逝。“与他们相处期间，我学习了很多事物，妻子无条件去爱她的丈夫，付出了很多，这段关系深深吸引里我，令我不断回去拍摄。”

摄影不仅是“索取”

在北京工作10年，沈绮颖亦到访过十多个北漂住的地下室，以《北京地下的蜗居世界》的图辑记录基层的生活面貌，反映北京贫富悬殊的状态。仔细检阅沈绮颖的摄影，发现她喜欢捕捉基层温馨的一面，如情侣拥抱、母亲喂哺等，正面描绘边缘人物，与被摄者之间有种亲密的信任。

她认为摄影师需先以诚意打动他人，“如何呈现自己，尊重他人及私人地方，是重要的。我很确切明白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拍照纪实，去讲对方的故事。但有些学生不明白自己摄影的目的，遇上一点困难便很快放弃。”准备拍摄前，她先与人聊天，谈生命、小孩、家庭，见面4、5次才开展拍摄。“这是双向的，他们都很好奇去了解我，问我父母、新加坡、北京的生活等。如果我不打开自己，那么我只是来到这里去‘拿取东西’而已。”

“中国并非视觉吸引的地方”

沈绮颖在新加坡长大，一口流利普通话和英文，大学和硕士时期的论文题目为《毛泽东50年代的管治政策》，相比其他国际摄影师，更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I was the Chinese Mao’s Geek。我的种族是中国人，我懂得中文、中国人的文化；同时，我以外人观点去看中国发生的事，是个有趣的内外共存的角色。”驻京十年，沈绮颖深入了解中国的政治、历史，而新加坡的成长背景令她更能抽离地去检视社会。

问她中国难拍摄吗，她坦然地说：“视觉上来说，中国并非很吸引，很难去拍摄、很多事情静静地发生，难用影像去传递；相比中东地区发生的示威，视觉上更刺激。有时候，我会羡慕在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的摄影师，大体来说，当地人较随和，事物颜色较丰富，没有空气污染。”沈绮颖说，很多人买缅甸的照片，较少人赏识她的北京照片。但她依然决定留在北京。她受过历史学训练，喜欢研究各地历史，而在北京能拍到她感兴趣的故事。

作为自由摄影师，沈绮颖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她曾于2015年因拍摄而受伤，到现在还戴着特制手托。2015年，她受法国《世界报》所委托，在中朝边境的图们经济开发区采访，被朝鲜女工粗暴地抢夺相机，右手大拇指的韧带被撕，一年多不能工作。而《世界报》只给予第一次手术的费用，让她生活起了突如其来的转变和困难，第一次后悔成为自由摄影师，“自由摄影师没有太多的保障，但我觉得这生活依然充满挑战，是很充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