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贝聿铭》:成名背后高低起跌 处变不惊静待世事无常

撰文: 中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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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编按】本文选自李菁、贾冬婷《百年贝聿铭──游弋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建筑大师》第四章,讲述贝聿铭人生中低谷汉考克大厦玻璃幕墙脱落事件,以这件事看一代建筑师,在成名背后如何面对人生高低起跌。
贝聿铭(1917-2019)是著名华裔美籍建筑师,曾夺普立兹克奖得主,成名作品包括香港中银大厦、纽约赛奈医院古根汉馆、巴黎罗浮宫玻璃金字塔等。建筑风格擅于以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大师”。

1966年,事务所搬到纽约麦迪逊大街600号的一幢办公楼里,贝聿铭与合作伙伴考伯和弗里德,这三个性格各异的人结成一个团结高效的工作团队。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John Hancock Tower)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当地媒体幸灾乐祸地将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在他们眼里,这个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规发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场。其实事后的调查报告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造玻璃的缺陷。但不管怎么样,贝氏事务所的声誉当时遭到重创。贝聿铭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们坐出租车时甚至不敢提及自己是在为贝聿铭工作,否则就会遭受一顿嘲弄。自此之后,贝聿铭的事务所门可罗雀。贝聿铭晚年在回忆此事时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贝聿铭摄于自己设计的巴黎罗浮宫玻璃金字塔前。(资料图片)

IBM曾于1969年雇用贝聿铭设计该公司的办公大楼。贝聿铭的初稿也得到了IBM高层的认可。汉考克大厦风波之后,IBM不再和贝聿铭联系,而悄悄起用了另一位建筑师。汉考克风波也让贝聿铭与洛克菲勒家族失之交臂。1974年,洛克菲勒家族从四名候选人当中挑选了贝聿铭,来为其在公园大道上的亚洲协会设计一所艺术馆。艺术馆里将收藏洛克菲勒三世捐赠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东方艺术珍品。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贝聿铭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当贝聿铭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后,却并未得到热烈的回应。其身边人断言,“洛克菲勒家族显然受到了汉考克大厦的影响”。无奈之下,贝聿铭以提交一封辞职信的方式体面地结束了双方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整个美国经济开始衰落,建筑业也跟着萧条。而贝聿铭很早就在建筑界里有一个“名声”─如果你要按照预算来完成工作,那么就不能请贝聿铭。在这个大形势下,贝聿铭的日子更加难过。这给贝聿铭的事务所以致命打击,甚至一度到了破产的悬崖边。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Wikimedia Commons)

汉考克大厦进行了彻底的修整,1976年10月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波士顿街头。后来,该事件还引发了汉考克公司、玻璃制造商及贝聿铭事务所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诉讼,诉讼纠纷一直持续到1981年,经过冗长的谈判后,当事各方都同意接受和解,承诺“永远不再公开谈论大楼有关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士顿人也开始接受甚至欣赏起汉考克大厦,还有人将之比喻为“波士顿的埃菲尔铁塔”。

“汉考克大厦风波”让贝聿铭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150人的事务所陷入困境。但是了解贝聿铭的人都知道,他笑容可掬的面孔是坚强意志的写照。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罗伯特・盖蒂斯说:“贝可以和他的建筑一样咄咄逼人。”

贝聿铭令身边的朋友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种处变不惊的超人般的冷静。他的合伙人伊森・列奥纳多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60年5月的一天,贝聿铭和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到了之后才知道,这一天,智利发生了大地震,而地震引发的海啸以每小时700千米的速度,横扫了西太平洋岛屿;仅仅14小时,就到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为了预防不测,他们预订的饭店已经把最下面的三层楼全部搬空。可是这却激起了贝聿铭的好奇心,他告诉伊森:“我得看看这玩意儿。”凌晨3点钟,贝聿铭和伊森站在家具已经搬走的空荡荡的大厅里。此时,他们已经得知,几小时前海啸已经撞击大岛的东海岸,造成几人丧生。这个消息还是没有吓倒贝聿铭。他和伊森两人紧紧抓住“粗得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啸如约而至,但并没有想像中壮观,这还令两人有点失望。他们后来才知道,巨浪摧毁了夏威夷岛西岸的防波堤,淹没了大片的土地;不到24小时,又到达了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列岛。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乡村和一些房屋,以及一些未来得及逃离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波涛卷入大海。想起这一幕,伊森心有余悸:“我们很幸运,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甚么东西打交道。”

1970年,贝聿铭夫妇带着小女儿,和朋友索尔古夫妇一起飞到柬埔寨游览吴哥窟。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发现旅馆已经人去楼空。原来共产党军队发动突袭,夺取了从旅馆回金边的道路。人们正惊慌失措地忙于撤退。索尔古给法国使馆发电报,后者建议他们向西逃跑。于是贝聿铭一家和朋友丢弃行李,挤到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在热浪和滚滚灰尘中行驶100英里到达泰国边境。索尔古的西方面孔可以提供保护,但对贝聿铭一家人来说就有点危险:一旦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就会被人误认为是逃亡的柬埔寨人。尽管其他人都忐忑不安,但贝聿铭还有闲情逸致在路旁的水果摊前停下来尝尝榴梿的味道。后来贝聿铭一家安全抵达曼谷机场,他们在卫生间洗完澡以后接着飞往东京。在那里,他们找裁缝重新做了一套衣服。两天以后,他们穿着高雅精致的服装出现在巴黎,除了稍微有点受惊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地从容自若。

1982年,贝聿铭担当香港中银大厦设计师 (资料图片)

这副从容镇静的神情,同样出现在贝聿铭面对自己的职业险情时:肯尼迪夫人初次拜访时摆放鲜花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事务所里也照样飘荡着咖啡的芳香。他不愿意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中的任何一位。与齐肯多夫共事的经历也让贝聿铭见惯了大风大浪。从他的表情上,大家看不出任何惊惶不安的迹象。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黄慧生说。一个解释是,贝聿铭能跻身新加坡的建筑业是因为新加坡的银行家都认识他父亲。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贝聿铭已在着手建设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52层高的总部大楼,即华侨银行中心。“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那个地方使我们在业务处于低谷时得以生存。”黄慧生说。同时,贝聿铭又在科威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开展业务。从小就在典型的中国大家庭长大的贝聿铭,对这种权威结构毫不陌生,与王公贵族们打交道,也游刃有余。让人惊讶的是,中东的那些权贵们很喜欢同贝聿铭打交道。在最艰难的时刻,海外业务的拓展使贝聿铭事务所得以维持生存。

《百年贝聿铭──游弋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建筑大师》

作者|李菁 贾冬婷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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