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妈妈做速递员　他意外拍下中国基层真貌　入围了Leica摄影大奖

2020年到2023年，90后摄影师牛童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下400多张快递员和站点的照片。这是一种严肃的摄影方式，一张底片成本60块（人民币，下同），拍摄时间半小时起步。2024年，《快递》这组作品入围了国际大奖：徕卡摄影奖（Leica Oskar Barnack Award）的主要竞赛单元，牛童成为自1979年来第4位提名的中国摄影师。

编辑：马诗韵　责编：陈子文（一条）

《快递》的起源是牛童的母亲，她在2020年成为了快递员。随著拍摄深入，牛童与更多快递员有了交流：

快递员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父亲、母亲、孩子，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1月，一条在南京见到了牛童，跟他聊了聊用4年拍摄快递员的故事，以及他对快递产业的观察。

我在呈现快递员这个群体的时候，并非想让大家觉得他们有多可怜，这些照片有一种温暖的底色。

点图放大看看牛童的摄影作品：

（以下是牛童的自述。）

拍摄快递员项目　去重新了解我的母亲

《快递》拍摄于2020年到2023年，主要围绕著江苏的快递产业。一开始是在南京，后来慢慢扩大范围，我跟著快递员们去了苏北和皖北地区。在这段期间，我用大画幅相机总共拍摄了400多张照片。

拍摄《快递》的起源是我的母亲。 2020年，我刚本科毕业，我母亲也在那时成为了快递员，她在2011年下岗，之后一直是零工状态。为此我们产生了争执，我觉得她没有必要再如此辛苦，快递员这种工作是以繁重劳动为代价去换取报酬的，母亲最后只说等我研究生毕业就好。

第二天，我决定接母亲下班，我想知道她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等她下班的时候，我注视著工厂的景象，地上有个水滩，倒映著远处新建的商品房。后来，我骑著母亲的电瓶车载她回家，就像我小时候，她载我一样。那时，我想到拍摄这样一个计划去重新了解我的母亲。

2021年寒假，我跟母亲提议去他们工厂打零工。进了厂我也做分拣工作，每天就重复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拿手机扫件，再把货物从这边搬到那边——我大概一天会处理1500件快递。我每天带一个卡片机放在口袋里，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按一下快门。但是小型相机猎奇的、偷拍的属性，让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后来我强迫自己用大画幅相机拍摄。

你可能在影视剧或童年的照相馆里看过大画幅相机。它算是摄影史上最早的一种摄影类型，一张底片的成本在60块左右，拍摄时间半小时起步，因此照片的细节很丰富。用大画幅拍摄的时候，首先我会征询快递员的同意。在半个多小时摆弄的时间里，我们会进行沟通。他们看到大机器会紧张，需要不断地透过善意去消解他们的焦虑。在交流中，我可以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方也会了解我是谁。最后我站在相机旁边，看著对方，在他们最好的状态按下快门，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姿势、神态、服饰。

拍摄期间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不信任。即使和快递员沟通好了，有时领班考虑到舆论，也会不同意拍摄。粗暴一些的管理者会砸我的设备，拍我的身份证，或是驱赶我。我会把冲洗出来的照片给他们看，我想表达的是，我并非想拍脏乱差，制造互联网噱头。我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雕塑，伫立在属于他的工作空间。给到叔叔阿姨看照片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脸上褶皱多，工作服也不太干净，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这辈子有一张非常正式的照片了，挺感动的。其实我们是合作完成了一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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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张快递员肖像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刚开始拍摄快递员这个群体的时候，脑海里也有一些固有印象，但是随著拍摄推进，我渐渐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快递员同样也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身份——父亲、母亲、孩子，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群体。

有一个阿姨之前从事外带工作。 2019年一个冬夜，她到老社区配送，保全不允许她骑电瓶车进入，只好拎著所有外卖在社区跑。因为积雪路滑，她不小心跌到景观池里，棉袄湿透了，但又无法停止配送，不然就要超时罚款。外卖全部送完之后，她才回家换衣服。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哭了很久。后来她进入快递厂做分类工作，不需要风吹雨晒，还能交上社保。从这方面来看，快递公司并非像大众固有印像里那么负面，它为这些群体提供了工作保障，特别是大龄务工人群，他们能找到的工作真的不多。

和快递员交流时，很多人会描述他的家乡，诉说他的成长。他会说得非常具体，具体到某个县、某个湾。 2023年过年，我陪了十几个快递员回乡，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有一个快递小哥穿著快递制服，爬上小山坡，我给他拍了张照片。在他小时候，几个村的小孩都喜欢爬上这座山大喊。他高中辍学去城市打工后，再也没回到这里，再也没爬上山。

有一对老夫妇一辈子没有出过农村，因为孩子失业，又有房贷压力，走投无路只好进城做快递分拣。由于口音太重，他们无法跟别人沟通，每天工作完就回门卫室大小的宿舍。我跟他们回到乡下，看到他们熟练地打理农地、撒化肥、整理猪圈时，我意识到他们本来就属于这里。

相对于快递配送员，分类员是一个被隐藏的群体。这些人只是互联网订单上一个简单的数字，正在发往下一站的缩写。我们常常以为快递分拣这些流程现在都是由机器操作的，其实不然。分拣员们每天守著一条走得很快的流水线，对快递进行分类。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人们在重复每天一两千次机械动作的时候，脑子里只会想“要扫下一件了”，慢慢地被这样重复性的劳动驯服。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正在分类的叔叔聊天。他说，他用手摸过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快递，他的指纹就替他去过了那些地方。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诗意的人，能给自己找到一种解脱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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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务　也有权利去诉说他们的故事

中国的物流和快递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奇迹，不过在黄金十年后也走向下坡。如今大家常常吐槽普快（标准快递服务），但是快递员们也没办法。很多普快配送一单的价格是6毛到9毛钱，配送到驿站的话，​​驿站会再抽成3毛到5毛钱。如果他们拉了100件快递卸到驿站里，到手可能只有二三十块钱，这个价格实在无法让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由于近些年各种罚款条例以及快递单价的降低，我接触到的快递员收入水准大多在5000元左右。有些快递员会强烈要求把健保和社保这笔钱直接给他，从来没想过最后自己要用的问题。他们还是农村的那种观念，自己的健康和体力劳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保障下一代的生存。

2022年，母亲跟我说她罹癌，我休学回到南京陪她。这件事对我打击比较大，只能透过拍摄来消解这种情绪。我曾经给母亲拍摄过一张背影。那时她已经不做快递员了，但是快递制服保暖，她有时候还会穿著。她的头发因为用药白了很多，为了不让人看出来，她给自己涂染发膏，但是手艺不好，白一块、黄一块、黑一块。

我母亲也抱怨过这份工作辛苦，疫情期间经常倒班，她作为领班需要沟通各个环节，处理问题件，精神持续处于紧绷状态。但是她更多是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下岗之后，她经营小超市、彩券店，也做过小摊小贩的营生。后来经历了p2p爆雷，开始打两份工。进入快递厂后，因为工作认真，她被提拔为领班，可以多赚1000块，交上社保和医保，还可以安排同乡进来工作，给大家提供庇护。我母亲是个特别要强的人，一定要努力做到最好。她想追寻的是一种社会给的身份，或者说，一种尊严。

2024年，我的作品《快递》入围了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的主竞赛单元。当我把这组作品发在互联网上时，会有一些人留言：

你为什么要拍中国基层？

我的回复很简单。第一，这组作品是献给我母亲的。第二，我来自这样的家庭和阶层，我学习摄影专业，我有权利和义务去诉说他们的故事。我在呈现快递员这个群体的时候，并非想让大家觉得他们有多可怜，这些照片有一种温暖的底色。每次拍摄，我都尝试把我们的视线控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我们的交流是平等的。当尊重他们也是个具体的人时，能够发掘他很多的故事。我听他们聊目标理想，为留在城市所做的努力，以及对生活的追求，这跟我成长时的感受一样，只是他们要经历更多困难。他们想留在城市，最后却无法留下来，这样的困境是我所关注的。

当徕卡刊登我的作品时，德国的编辑写了一篇评论，引用了一首英国的诗歌：

有些人就会在黑暗里，有些人就会在光明里。

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身处快递产业的阴影里，但至少可以试著看到他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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