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地震后的海啸与地层陷落　谜一样的“康熙台北湖”

人们平静的生活，有时会被偶发的天灾所影响，甚至造成过度的恐慌。12月10日晚间21时左右，台湾东部海域发生地震深度76.8公里、黎克特制6.7级的强震，不仅全台有感，就连海峡对岸的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皆感受到“地牛翻身”的明显震感。
台湾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李锡堤指出，1909年台北曾发生规模7.3强震（震央在今新北市中和），再上一次是1815年的地震，震央在新北、宜兰交界的石碇，推测“未来震度超过5的‘百年一遇’大地震有可能发生”，引发网民的各种揣测与议论。

为此，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驳斥李锡堤的说法，称由于地震的周期范围太广，有时长达一、二百年，有时也可能提早，但目前科学上仍无法预测地震的发生；再者，台湾的地震科学观测史始于1897年，至今才一百多年而已，用久远的历史文献来推断未来地震发生，缺乏科学根据，学者的言论只能作为参考。尽管难以用过去震灾来预测未来的地震，不过与地震相关的史料却能予今人一些启示。

古人所遭遇的地震

在不同的文化圈里，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古人，对于地震也有不同的形容与想象。古代日本人将地震的原因归于在生活在地底的鲇鱼，只要鲇鱼醒来就会地动山摇，所以在茨城县鹿岛神宫里埋下“要石”压住鲇鱼的头尾，牠就会被永远镇压。据说江户幕府初期的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年，人称水户黄门）派人挖了七天七夜，都没法把这块“要石”挖出。

在台湾汉人的民间故事里，认为人居于“地牛”的背上，只要“地牛”打盹翻身，就会引发地震。而在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神话故事里却描述：

距离此地遥远之处有一个部落。昔时大地震动，宛如天崩地裂，山岳倾颓，乌云蔽天，日月无光，土地龟裂，喷出泥土，生物全都灭绝。震动日益激烈，喷涌而出的泥浆变成滔滔浊水，席卷地上所有物品。当陆地变成一片泥海时，一对聪明的兄妹，费尽千辛万苦到山上避难，造了独木舟，乘其漂流。

这对逃难的兄妹后来结成了夫妇，生下十余个子女，不仅交代了阿美族人的起源，还反映了原住民面对台湾这个地震频繁的岛屿，在部族生死存亡之际所时采取的行动。

文献中描绘的地震景象

除了传说，不少文字也记录了台湾发生地震的情况。《台湾民间传奇》说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台湾府台湾县（今台南市南部、高雄市北部）乡下有位翁姓富农，平常乐善好施，是远近驰名的大善人。九月初十（10月21日），翁姓富农高价买下了头双眼无神且湿润的牛，将牛带回家后，当晚牛躁动不安，好像发疯似的连续咆啸，将翁家人全部吵醒，突然，整个地面开始剧烈晃动，后四周房舍瞬间成为断垣残壁，翁姓富农于是感叹，原来牛突然疯癫是要救全家的性命。此事见于《台湾县志》九月十一日寅时的记载中。

在地震的同时，海岛也通常伴随着海啸发生，并造成严重灾害。清同治六年十一月廿三日（1867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台湾北部发生地震，同时引发海啸，造成數百人死亡，也是迄今在台湾唯一确认引起严重灾害的海啸事件。《淡水厅志》有载：“夏四月，艋舺街火。冬十一月，地大震，月之廿三日，鸡籠头（今基隆市）、金包里（今新北市金山区）沿海山倾地裂，海水暴涨，屋宇倾坏，溺数百人”，《苗栗县志﹒祥異考》亦云：“（同治六年）冬十一月，地大震”。伊能嘉矩所著《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1909年出版）也在“台湾．台北．士林街”条目称：“同治六年之地震，（肆店）过半遭崩坏，迩來颓衰，已失其旧观”。在矿物学家冈本要八郎于1913年整理的口述历史中，磺港与水尾港的海啸津波据称目测可达二丈高（约6公尺）。与此同时，在上海租界里也感受到这次基隆地震的威力，上海《字林西报》也称：“昨日（指1867年12月18日），租界里许多人感到一次地震”。

1930年代，西班牙传教士José Maria Álvarez在《Formosa：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一书中，亦有对此次基隆地震的记录：

1867年12月18日，北部地震更烈，灾害亦更大，基隆城全被破坏，港水以已退落净尽，船只被搁于沙滩上；不久，水又復回，來势猛烈，船被冲出，鱼亦随之而去。沙滩上一切被冲走。原本建筑良好之屋宇，亦被冲坏，土地被沙淹没，金包里地中出声。水向上冒，高达四十尺；一部分土地沈入海中。基隆港内，有若干尺面积地方，其下落已较原來为深。此系据若干欧洲商人证实报吿。

地震地层陷落形成“康熙台北湖”？

在台北盆地的开发史中，始终流传曾经存在“康熙台北湖”的说法。据称在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四月，台北盆地发生大地震，造成极大范围的地层严重下陷，便逐渐形成一个极为宽广的内湖。福建福州府知府幕僚郁永河在《裨海记游》（1698年写成）转述淡水社社长、通事张大的描述：

张大云：‘此地高山四绕，周广百余里，中为平原，唯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缘溪而居。甲戌（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地动不休，番人恐怖，相率徙去，俄陷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浅处犹有竹树梢出水面，三社旧址可识，沧桑之变，信有之乎？

对于这个“湖”，郁永河还说：“余与顾君暨仆役平头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两山夹峙处，曰甘答门（今关渡），水道甚隘，入门，水忽广，漶为大湖，渺无涯涘”。此外，康熙五十六年（1717）《诸罗县志山川总图》里，可见台北盆地有个与海相连的湖泊；雍正年间绘制的《雍正台湾舆图》，台北盆地更完全浸在水中，这些古地图都被认为是“康熙台北湖”存在过的确切证据。

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地震按理来说台湾北部都会有感，然而同时期的淡水、南崁、竹堑（今新竹）等地，完全没有相应的灾情纪录或传闻，显示郁永河的记载只是孤证。再者，依据荷兰人于1654年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以及1699年至1704年绘制的《康熙台湾舆图》，两者根本没绘有“台北湖”。如果1694年的大地震真造就了广袤的“康熙台北湖”，以当时的工程技术与人力来说，在短短五至十年内根本没有条件将该“湖”完全填平。台湾健行科大副教授郑世楠指出，翻看文献，郁永河北上台北的前两周，曾被大雨困在牛骂头（今台中清水），有可能正值梅雨锋面或台风侵袭，使台北盆地内的积水不退，才让郁永河看见了“台北湖”。

综观历史，无论是地震后的海啸或严重地层下陷，在人类至今科技仍无法预测地震发生的此刻，除了持续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避免过度开垦使天灾变成人祸之外，对灾害的应变准备与逃生演练，才是民众日常更该积极关心、实践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