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在历史中被忽略的儿童　中西方从何时起才为孩童立法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内地、香港乃至海外，都爆出许多虐童消息。实际上，学校关闭、在家上网课无疑是受虐儿童最大的梦魇，对许多受到家庭暴力的学童来说，学校是一个让他们能够喘息与得到庇护的空间。据统计，全球每年有许多儿童遭受暴力虐待，多数施虐者来自父母，意味着家庭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过，“虐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近代产生的概念。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人们萌发保护孩童的意识，并非“自古以来”。

在中国古代，主要依据礼学教育与户籍赋役，来区分孩童与成年人。在礼学教育中，7岁是乳牙脱落、长出恒齿的时间，于是礼制规定此时需实行男女之防。10岁的男孩已可独立出外就学，15岁为成童之年，成童的男孩可以束发为髻，进入下一个学习阶段。在尚未举行成人礼之前，所有孩子都能称之为“童”。

而户籍系统则是把年龄与所需承担的责任结合，唐代对于户籍年龄的划分为：“黄、小、中、丁、老”，据《通典》载：“大唐武德七年（624）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只有年龄到中、丁者，才需承担赋税徭役，明清时则将丁的年龄提早至16岁。而丁年同时也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分界点，即律法意义上的成年年龄。因此15岁以下的未成丁者被统称为“年未及岁”，与今日的未成年人的说法极为相似。

尽管古代以年龄划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但并不代表重视后者权益，如律法尚无针对受虐儿设置保护专法。以唐代的《唐律》来说，受到儒家礼制规范，若是家族成员有人犯罪，亲属有义务为之隐匿；《唐律．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载：“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成为吿发家暴犯罪的绊脚石，如果亲属违反容隐义务，还会依法惩处。

唐代时若想要吿发他人，还须按照家族成员关系的亲疏远近，与尊卑身份来决定是否可以举发，意即：关系疏远者杀亲，可吿、家中卑幼杀尊长者，可吿。但反过来，亲杀疏远者则不可吿、尊长杀卑幼也不得吿发。由此可知唐代社会里，儿童是最为弱势的家族成员，一旦有尊长杀死卑幼的事件发生，即使其他亲属有心想揭露，但碍于法令禁止，也只能袖手旁观、别无他法。

之后朝代多沿袭《唐律》，不过到了清代始有为孩童制定相关律法。《大清律例》同样有针对杀人罪的法令，不过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廷在《大清律例．谋杀人律》的基础上，特别增设了被害人为儿童时的优先条例：凡是谋杀未满十岁幼孩的犯罪人，首犯拟斩立决，从犯拟绞立决。

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四川省曾发生一起案件，有名罪嫌因看上一名7岁幼童的银项圈，在想方设法骗取后，又担心孩子将事情吿诉家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位孩童按入水中溺毙。嘉庆帝（1760－1820年）得知后大怒，除了按照原有律法，立即将这为凶嫌判处斩立决外，还下旨将凶手的脑袋挂在竹竿上示众。在此事件过后，刑部又增修相关条文：“嗣后如有谋毙十岁以下幼孩之案，或系图财，或有因奸情事，俱着于斩决例加以枭示”。

从《唐律》到《大清律例》，中国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孩童的人身安全保障，那么西方又是如何呢？影响西方法律深远的《罗马法》，其内文规定，孩子是属于父亲的财产，因此家长拥有惩戒子女的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亦不认为杀害孩童是谋杀的行为。而整个中世纪，则是孩童最没有保障的时期，儿童被视为累赘，除了遭受父母殴打外，还被贩卖、抛弃。除此之外，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杀婴、弃婴频传，虽有基督教会设置育婴院照顾被丢弃的孤儿，但仍无法令保障。出生在贵族阶级的孩子，则被视为“小大人”，他们被塑造成大人的模样，行为举止也要同成人般，老师则会用各种体罚来管教，以此强迫他们服从长者与身份地位较高者的权威。

工业革命后，欧洲孩童的待遇仍没有提升，许多农村儿童被迫卖身到城市里当童工，遭受雇主的剥削与虐待。尽管西方自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提出“天赋人权”概念，但人们并没有那么快就注意到孩童也应该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

与儿童相关的法令与福利政策，主要于二战结束后推行，联合国首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迟至1990年才生效，适用于全世界18岁以下的儿童，保障其在公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权利，免受剥削、虐待，可见世界性的保护儿童措施，至今只有短短20年罢了。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但许多被局限在家中的孩童，他们的家暴噩梦却还未结束，成为封城令下的治安死角，疫情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实必要引起全球各国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