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曾受汉朝最眷宠却神秘消亡的古滇国　出土惊人新文物

据中新网17日报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古滇国遗址发掘时，赫然在废弃的41号河道90号灰坑中，发现“滇国相印”、“王敞之印”、“田丰私印”等封泥。
这是继1956至1957年在晋宁区石寨山遗址掘出“滇王之印”后，又一次古滇国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替文献记载不多的古滇国提供新的历史侧写。

而且巧合的是，掘获封泥的位置距离“滇王之印”的出土处仅700余米。此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还介绍，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们还发现22块田块、24条道路、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228座灰坑、12座土坑竖穴墓、19座房屋以及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这些遗存，都丰富了今人对古滇国农业、工程建设、墓葬习俗、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认识。

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的纪录，位处今日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于汉朝时被泛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或编发或椎结、或游耕或土著，习俗言语都不尽相同，政治组织也不统一，其中“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且正因为滇国与夜郎在当地都属势力较盛的政权，又与中原隔绝，因此除了著名的“夜郎自大”成语故事外，滇王也曾向远道而来的汉朝使者问曰“汉孰与我大？”，这恐怕是当今一般人较罕知的。

不过汉使并未因此轻视滇国的重要性，反而回京禀报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故为了从侧翼压制南越、以及开通前去身毒（印度古称）再转往大夏（中亚古国，位于今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以北地区）相约结盟夹击匈奴的道路，汉武帝大举凿路置吏收服西南夷。虽然滇王在起初面对刚攻灭南越与其他西南夷的汉朝大军时，不肯听命入朝，但当汉武帝自巴蜀征发精兵，剿除与滇国唇齿相依的劳浸与靡莫后，滇王这才“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在汉朝的兵威下暂时保住统治自身人民的权力。且在云贵高原上的众多小邦里，“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同时也给后世留下“滇王之印”的惊世文物。

另外引起后人好奇的是，滇国的起源被司马迁记为，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𫏋领军征服滇池周遭数千里的沃土后，“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但《汉纪》、《后汉书》、《华阳国志》对于庄𫏋人名、行军路线、征服区域、建国时间、还有究竟是楚国庄襄王或顷襄王派兵等重大细节，俱有不小的差异，这就让后人对滇国的族属与文化主体、制度、对外交流起了诸多争论。

尤其在考古发现中，滇池一带的古文化罕见楚文化的影响，反而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关联较深，如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青铜提桶就与滇文化风格有些相似，滇文化因此被视为云南、甚至整个东南亚铜鼓文化可能的发源地之一。故“庄𫏋入滇”的真伪性，恐怕还需要更多实物与文献证据才能辨明。

滇国与东南亚、甚至印度洋与太平洋区域存有联系的迹象，除了铜鼓之外，特有的贮贝器（相当于钱筒）也供吾人了解这段传播过程的一二。比如滇国出土的鎏金骑士贮贝器、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诅盟场面贮贝器，不仅体现滇国的工艺水平，也刻画滇国社会制度与风俗，贮贝器里被当作货币使用的海贝，据调查后发现乃来自印度洋与太平洋，这更展示滇国对外交流的范围，以及云贵高原自古即与域外文化有频繁的互动，绝非封闭落后的蛮荒瘴疠之地。

此外，从出土的滇国器物，也可略窥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消长。譬如滇国青铜器里，牛、虎、豹、鹿、鸟、蛇、猴等禽兽形象占了颇大比例，其中以牛的比例居多，且遍及生活用具与兵器，贮贝器、针线盒、尊、枕头、扣饰、戈、钺，全焊铸着造型或立或卧的牛只，亦有单独的牛形铜器。学者认为，牛只在滇文化里可能是受崇拜的对象。

不过自从汉朝征服滇国后，汉式铜器开始大量出现于滇国社会里，原先特有的牛形青铜生活器具逐渐消失，反而是牛形的礼兵器仍有保留。学者吴敬称：“随着滇人与汉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虽然一些上层人士仍保留了一些较为典型的滇文化青铜器，但是其民众可能已不再将牛作为崇拜对象和权力象征来看待”。而到了东汉时期，牛形青铜器等滇国特有器物基本已告绝迹，宣告滇文化的式微。

滇国到底在何时、又是因何消亡，目前学者仍无定论。不过滇人并未就此彻底消失，在学者考究之下，他们可能成了今日彝族的族源之一。而汉朝的强势与繁荣，必定是融合滇人的推力。从“滇王之印”再到这回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令人们对汉朝在西南边疆“置吏”的历史真貌补足更多了解。尤其是西汉初期采取郡国并行制，诸侯国的“国相”称号变更、品秩变化与任命，代表中央力量的不断强化。

而今在古滇国遗址里发现“滇国相印”的封泥，揭露汉朝对偏远郡国实施的制度比附内地，既拨开边疆职官全貌的迷雾，也彰显中原王朝追求大一统的政治传统。这对滇国历史、汉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极大的研究推进。而从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学者费孝通（1910─2005年）主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提供了来自西南地区的坚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