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史】“妖”是何君？　浅谈经典古籍的形象转变

过去，当古人有感国家衰败便义愤填膺的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如今，人们偶遇不快人事务，也会脱口形容这般“妖孽”。究竟，“妖”是何方神圣？每每让人不爽快，用之形容。

提到“妖”，浮上脑海的是恐怖的形象，尖尖的獠牙，血丝的眼睛，会捉走不听话的小朋友，会拐走上山的人，听说还会附身和吃人。

但事实上，“妖”的原字为“夭”，意旨手摇舞蹈之状，后因跳舞之人多为女性，在“夭”字旁添上“女”而成为“妖”。更因为舞女美艳，易让文人雅士沉溺，使人目迷心窍，理智错乱，故“妖”字除表示美艳外，亦用来形容危险的怪物，并延伸至今。

事出反常，必有妖

亦因此，“妖”的演变，或可说明古人在撰写形容“妖”的时候，多以女性作为想像蓝本，并带有“特别寓意”。像是唐朝小说家－沈既济与其著作《任氏传》，里头描述一名在长安城中的貌美狐仙“任氏”与士人郑六相恋，不料郑六好友兼亲戚韦崟也看上任氏，一日韦崟趁郑六外出，强逼任氏，却为任氏所坚拒，韦崟在惭愧之下罢手，往后便不断资助郑六与任氏，助郑六仕途，任氏也为韦崟介绍其他貌美女子作为报答。

看似很正面的情节，不料结尾笔锋一转，让郑六在离京赴任的路上带著任氏，但任氏一出城就被猎犬盯上，现出狐的原形并惨遭咬死。这种转折除了有唐代传奇的“悲剧”特色，更带有“人妖殊途”的警示，短时间相处的情缘尚有之，若想长相厮守是不可能的，且受惩罚的必须是妖怪，让人类回归正道。

同时间，也可看见中国著名古典故事之一《白蛇传》。在清代以前，无论是《白蛇记》、《白蛇传》、《西湖三塔记》、《警世通言》等任何一种故事版本，总是充分展现“白蛇惑人”与“雷峰塔镇压”的情节，而法海始终是“好人”、“高僧”，白蛇（与青蛇）则是自作自受，活该受镇压的妖物。这其中的寓意，不乏是“人定胜妖”、“邪不胜正”等想法。

妖怪变得有情有义

但在清代接下来的各种改编版中，白娘子与许宣的爱情成分越来越重，白娘子越来越被赋予“为爱情（有的版本是恩情或缘分）而敢于冲撞人妖之别”的形象；而身为爱情阻碍者与妖怪镇压者的法海，则越来越被描述为保守、僵化，有时甚至是为一己私怨来拆散两人的反派形象。

这些形象的转变，源自于白娘子身为妖怪，不畏礼法道统，敢于挑战官府甚至天条权威的立体形象，越来越受到大众庶民的喜爱；而法海身为道统的维护者与礼法的说教者，甚至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结局中作诗劝世人弃色向善的形象，则越来越不讨喜。

受到读者喜爱的角色白娘子，在戏曲、小说、故事中不断被加戏，为她追求许宣的动机增添合理性（爱情或恩情等），而反抗佛法（“水漫金山”）则是情有可原；而法海则从一名悲天悯人的高僧，被强加上与白娘子有私怨（前世因果之类）因此处处针对的心胸狭隘之人的形象。

就连“白蛇被镇于雷峰塔”这一结局，也在各地流传版本中也有不同解法：有说白娘子与许宣之子高中进士，为母亲破解封印的；有说青蛇求得西王母之助直接破塔的；也有几名主要角色受到神佛的指引而尽释前嫌的。总之，白娘子、青蛇与许宣最后一定是大团圆结局，而法海则往往被排除在外，甚至有恶终的。

妖怪就是当下社会

而这等改变，在同样是清代，且流传海外四地的著名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也能看见。《聊斋》不仅仅是流行于当下，而是被传诵不绝的经典，甚至为后世众多神怪创作开启灵感之门，光是《聂小倩》一篇，就衍生出无数电影、电视剧，如《倩女幽魂》的各种系列作与改编作等。

这不仅仅是因为《聊斋》文字清丽、故事奇诡，更因在《聊斋》中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神怪小说中“人鬼殊途”、“人妖不两立”的预设前提，自成一套善恶观，卓尔成家。

在《聊斋》中，妖魔鬼怪并不总是与人类势不两立，却也并不是什么“友善的好邻居”，而是往往各具性格、敢爱敢恨的存在，其行为往往取决于人类主角的态度：若是主角（如蒲松龄常投射的书生形象）心存善念，真诚以待，主角最终就会得偿夙愿；若是主角心存歹念、始乱终弃，也会有程度不一的惩罚在等著。

比方《聂小倩》一篇中，主角“书生”宁采臣不贪女色、钱财，获得“女鬼”聂小倩的肯认，将妖魔要胁自己害人一事相告，并嘱咐宁采臣寻求“剑侠”燕赤霞的帮助。宁采臣因为始终对一人一鬼以礼相待，顺利得到燕赤霞帮助摆脱妖魔威胁，最后和聂小倩结成夫妇，甚至生育一子。

这种“善恶有报”的情节看似老套，其实却代表著把“鬼怪”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与“人类”相当的地位，破除了在传统中“人优于鬼”、“妖孽必诛之”的定见。且《聊斋》的鬼怪仍然承继“非人”的特色，不拘于人间礼法的束缚甚至是生死种族的藩篱，率性而为的鬼怪们是《聊斋》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角，往往比起一些在社会规制中奄奄一息的人类角色更加可亲可爱。

人妖之别 在于人性

事实上，在清代的各种短篇神怪小说中，就已常常发出“人不如妖”之叹。如清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录有许多人类欲调戏妖狐反被作弄，大官或修行之人被妖狐指摘不务正业，偶然撞见妖狐教导子孙要知书达礼的情境等；又或是一些学问精深、心术正直的大家，家中虽宿有妖狐而相安无事，甚至互以书琴相通的故事。

这些都反映了自从先秦《山海经》以降，“妖”魔鬼怪之类在人类的视野中，从“反常的”、“害人的”、“无法共存的”存在，慢慢转化为“带有浪漫色彩的”、“能实现不可能愿望的”存在，甚至是大众对“人类”的理想状态的投射体，不但丰姿绰约而饱读诗书，还能路见不平，反抗权威。

现在，随著时代的推进，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给予大众的规约也越来越多，从古代的礼法到现代的法律，但人们总是有追求挣脱束缚的冲动。而在书本上的非人妖怪，正好活在一个能够追求自由的空间，使阅听者身为人类，却能够处在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中进行揣想——妖鬼的人性化。

总之，现在看来，“妖”也只不过是人类自己的需求，以及情感的投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