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六四、反修例与被遗忘的庶民关怀

踏入6月，香港人分别迎来“六四”三十一周年和“反修例”一周年纪念。两场运动发生于不同年代，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构成了香港历史的重要部份，亦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各自世代的思考方式。因此把它们一并思考、归纳经验，对我们并非毫无启发。两场运动确有不少差异处，但共通点亦不容忽视，当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明显地有着追求政治民主的愿望，认定这就是社会不公的出路。

为数不少的香港人认定自己身处自由民主阵营，习惯以自由主义视角去理解问题，虽然这并非全无参考价值，却失之偏颇。就以“六四”来说，当年有许多港人认为它是一场“专制VS自由民主”的斗争，即使过了三十一年，特别是因为“港版国安法”即将立法，更强化了这种判断。其实，“六四”除了是政治的、更是经济的—其发生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解决双轨制进行价格闯关、不慎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正因双轨制造成的经济分配严重扭曲局面没有改善之余，反而加剧“官倒”等腐败行为，结果导致民怨不断累积，为八九民运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至于反修例运动成因，许多市民接受了“港府粗暴修例”这个尚算正确、但略嫌粗浅的解释。无可否认，特首林郑月娥仓卒地推出极具争议性的草案，甚至狂妄到认为“数够票”就可以拂逆民意，结果闯出大祸。问题是，如果单是因为“粗暴修例”，为什么当局撤回草案后运动仍然持续，更演变成暴力骚乱？审视被捕人士的背景，似乎可以看出端倪—除了学生，还有不少在职蓝领，有厨师、装修工人，以及不少无业的年轻人。为什么掟汽油弹的不是医生、律师、银行家和年薪过百万的议员？这些情况难道还不足以让人归纳出贫穷、社会不公才是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政治因素仅为表象　经济民生方为关键

自由主义者的一大局限，在于不愿意承认抗争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民生，或者有相当部份原因是经济民生，仿佛一承认，抗争就不再神圣；仿佛只有争取“结束一党专政”、“双普选”才会令运动充满道德感召力，彰显自己的清高。这种态度既不诚实，又糊涂，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故意隐瞒自己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唯恐自己的利益被触动。

美国被视为自由民主的典范，为什么还会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和社会骚乱，而且常年如此？为什么在《解放奴隶宣言》宣读接近一百六十年后，以及在《民权法案》通过接近六十年后，黑人还是继续在社会经济领域受到打压，既没有摆脱种族歧视，也陷入跨代贫穷的怪圈之中？民主体制显然没有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种族平等机会，亦无法消灭贫穷。欠缺货真价实的公平正义，长治久安与幸福生活只是空中楼阁。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让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尤其是那些需要特别关爱的庶民。从陈胜吴广到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人民的诉求得不到切实回应，“无嘢好输”之下就会以激进手法宣泄不满、推翻旧制度，骚乱乃至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而要消弭社会不公于无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创造更多上流机会、妥善分配经济成果，把所有人变成社会安定的既得利益者。

内地扶贫成绩斐然　香港应当见贤思齐

可惜的是，从香港回归以后的情况来看，港府根本就是反其道而行，结果愈来愈多人被推向社会安定的对立面。香港的人均GDP比英法德还要高，甚至是内地的四倍，但显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个中关键在于港府一直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自由市场”近乎迷信。在这种“指导思想”作祟下，香港出产了许多亿万富豪，但也沦为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令人费解的是，纵使“㓥房”、“麦难民”的存在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争取公屋、灭贫却很少取代“自由民主”成为游行示威的主题，让人怀疑香港社会及打着民主旗号的从政者是否明白香港问题的症结。

其实，反修例运动只是新自由主义所结的恶果，与“占中”、旺角骚乱没有分别，只是一些政治民粹口号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如果政府继续遵从错误的“指导思想”，坐视“路有冻死骨”成为香港的“风景线”，这个家园真的可以让人民安身立命吗？而对于示威者而言，如果看不到改革比抗争重要，甚至沉醉于“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虚幻愿景当中，到头来只会妨碍社会凝聚共识，令香港无法摆脱深层次结构矛盾。

当我们陷入认知迷障而裹足不前，人家正在日夜兼程—这正是“六四”后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做的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新一期《求是》半月刊中，发表题为《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的文章，提及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时间快到，强调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或许港人对这些宏愿不感兴趣，一来读不懂，二来觉得中共所有政策宣示都是“假大空”。但事实上，内地的脱贫成绩十分可观，单是去年便有1,000多万人脱贫，对此就连联合国、微软创办人盖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也赞誉有加。因此，不能再以“假大空”去否定了。

切实回应庶民诉求　慎防社会再现动荡

无可否认的是，有成绩不代表可以抹去“六四”武力镇压的错误，就此中共应向受害人及其家属道歉兼赔偿、全面平反该次不幸的历史事件，这是不能逃避的历史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亦应客观研究中共在三十多年来对经济民生问题—“六四”重要成因—的处理。事实上，除了受到自由主义者否定的“一党专政”维持不变外，内地的状况，特别是人民的生活确有明显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另一场“六四”的发生。

诚然，“六四”和反修例运动发生的背景并非完全一样，但原理却有相通之处。如果说两者可以比较的话，那就是港府应以这场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为契机，大力推动改革，通过建立坚实的“基础建筑”，解决庶民无法上楼、生活成本高、工时长、薪资低、欠缺退休保障、年轻人无法选择自己事业等问题，切实回应庶民的诉求，实践公平正义，防止另一场反修例运动发生。

我们深信，只要滞后经年的经济民生改革重新上路，便足以为香港带来更多可能性，为许多苦无出路的市民创造更多机遇，这是我们在这个家园安身立命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为经济民生的失序拨乱反正，再以此为基础，扫除民粹躁动，按照“一国两制”原则重启政改，这才是正道，因为这既是《基本法》所承诺的，也是许多香港人一直争取的。

如今，反修例运动一周年纪念将至，议会内的泛民议员继续进行毫无建设性的“拉布”，包括在早前妄图拉倒《国歌法》，而不是鞭策政府推动改革；议会外亦有人鼓噪配合、蠢蠢欲动。我们衷心希望社会不再陷入失序、甚至暴力怪圈当中。混乱无法说清楚和解决问题，虚幻的想像从来不会兑现成真。香港人必须实事求是，诚实面对社会经济上的不公，及早凝聚改革共识。只有改革，香港方有机会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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