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藉立法理顺两制　重振高度自治

上周四（5月28日），全国人大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制订“港版国安法”，反映立法势在必行，不会因为美国一些政客威胁而受到干扰。事实上，中央急切填补香港国家安全漏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源于中美全面对抗；美国愈是插手香港事务，恐怕愈能佐证中央对其干预香港事务的警惕。但无可否认的是，“港版国安法”确实引起不少香港人忧虑，中央在《基本法》第23条之外主动就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外力干预四类罪行立法，令许多市民担心削弱香港“高度自治”，而立法决定提出中央将“根据需要”在特区设立机构维护国安，亦被质疑等同把内地的治理方式搬来香港。

短期内，中央立法确实会对香港“高度自治”产生消极影响，一些政客甚至绘声绘影地形容“一国两制”已死。我们不同意这种结论，更不认为毫无建设性的民粹式谩骂对局势有任何帮助。一些泛民议员声言人大越过香港立法机构进行立法，是不尊重香港立法会。我们希望这些议员对香港市民的智商有些许尊重—中央表明《基本法》第23条立法面临被长期搁置的风险，明白人都知道谁在阻挠23条立法，才引致中央主动出手，改变香港在国安领域不设防的局面，怎能诿过中央越俎代庖，摧毁香港“高度自治”？

就算是政治争议，道理还是要讲的。“高度自治”不是区隔香港与内地的高墙，在“一国”原则下好好履行宪制责任是维持自治不可或缺的要素。《香港01》一直主张香港社会尽早谋求共识，完成23条立法，对于香港迟迟未能恪守本份而演变为中央为香港制定国安法，我们感到遗憾，但理解中央立法缘由，可以接受，并将积极为立法过程提供意见，希望这一次立法顺利完成，就好像当年中央第一次为香港制定《基本法》一样。我们也希望所有政治界别的代表积极面对，踊跃提议，而不是自怨自艾。

主动立法　考验中央对两制理解

中央政府主动为香港制定国安法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的一次重大考验—如果说香港没有为23条立法是香港人缺乏对“一国两制”中“一国”的理解，那么“港版国安法”就是中央是否准确理解“两制”的“大考”。只要处理得宜，能够做到如制定《基本法》一样的效果，那么，“港版国安法”的立法就是在完善和巩固“一国两制”，以及为将来处理央港矛盾作出积极示范。

维持“一国两制”是中央与香港社会的共识，但长期以来，彼此对这个制度却是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知道，它是当年的中央政府体谅到香港人回归之前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香港人对内地制度的不适应，为了化解港人对回归的顾虑而采取的特殊措施。我们也都知道，中央政府通过修改宪法，制定《基本法》，授权香港可以采取与内地不一样的制度，这就是“两制”。然而，人们少有全面地理解为什么是“一国两制”，尤其是“一国”的意涵。事实上，“一国”彰显了香港回归的本质，确认香港由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日常的政府操作和社会运行过程中，究竟如何有效落实“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和香港必须一起探索的政治课。一些人以为自己手中拿着“天书”，可以对“一国两制”如何实践指手画脚，只是井底之蛙、痴人说梦。

端本正源　鸵鸟心态徒蚕食自治

为什么香港的泛民政党口中依然坚持“一国两制”，但中央却严厉指摘其挑战和蔑视“一国两制”？这是所有香港人都应该深思的议题。我们诚挚相信绝大部份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和政党确实认同“一国两制”，但事实摆在面前，他们并没有尊重“一国”这个根本原则，他们的政治行为忽略了对国家安全及国家尊严这个因素。中央政府对此早已意识到，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强势介入，甚至等待了二十三年。期间，香港发生了各种严重挑战国家尊严的事情，中央依然没有逼迫香港政府严厉处理。作为主权政府，而且是单一制的政体，容许香港使用不一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考验，这次中央政府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同样应该抱有“赴考”的心情，再一次参与“一国两制”的考试。

同样地，香港回归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法、理、情的必然。英国到1997年才撤离香港，与其说是其主动选择，不如说是中国政府考虑到地缘政治形势和历史采纳此安排。戴卓尔夫人当年是如何“走下”人民大会堂的楼梯，香港人历历在目。回归之后实施“一国两制”并不是英国人为香港争取回来的，香港人绝不应该以为可以仰仗“殖民地宗主国”颐指气使、有权用尽，甚至天真地认为可以对中央政府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以为打着英美国旗就可迫使中央低声下气。

香港已经不再是殖民地，我们应该尽量为香港争取最大的自治和发展空间，但这并不是指要与中央在治港权力上进行博弈，而是与中央政府共同努力去完善和巩固香港的“一国两制”，让这个制度逐步成熟、行稳致远。

积极面对　重建央港最大公约数

为什么中央政府这次要自行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律？它既然已经等了二十三年，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关键就是这个“等”字。如果只是等，估计不是问题，然而，香港人都知道，那其实是一次无限期的等待，相信连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都无法确定要等多久。至于建制派议员，虽然他们有足够票数完成立法，但由于缺乏政治能量，亦不敢作出承诺。香港政府对这项责无旁贷的任务更是长年实行拖字诀。当香港空有制度框架却无法有效运作，难怪中央认定香港政府和立法机构没有完成自己的宪制责任，未有承担起“一国两制”的根本义务。这次立法就是为了弥补香港这“一制”的工作不足。

为什么中央为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会引起社会焦虑？这同样根源于香港采用“一国两制”的原因—香港人对内地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缺乏信心。如果这种心态完全不合理，中央政府当年就不会为香港设计出“一国两制”，安抚民心。既然如此，中央应该继续秉持这种谅解心态，继续用“一国两制”原则来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只要中央政府秉持如当年制定《基本法》般的态度、方法和程序等来立法，就可以达到香港人接受的结果，而且再一次证明给香港人看，中央更能知道什么是“一国两制”。

如果说制定“港版国安法”考验中央政府是否依然理解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如何为香港立法，那么，过去二十三年香港没有自行为国家安全立法就是香港社会拒绝“赴考”，说明香港政治精英毫无承担，连能否根据“一国两制”成功为国家安全立法都没有自信。

我们虽然同样感到焦虑，但还是对中央这次立法有信心，因为我们坚信，维护“一国两制”是中央与香港社会不同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三十年前中央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受到绝大多数香港人支持，包括泛民主派政党。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香港以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对其最终实施抱有希望。我们不认为过去二十三年《基本法》的实施是失败的，否则，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人提出修改，甚至取消《基本法》？这次中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香港制定国安法，我们认为大家应该胆大心细，积极面对。退一步说，畏缩没有任何意义，焦虑根本无法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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