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副国级空降港澳办 积极一国两制方针确定
上周四（2月13日），国务院宣布免去张晓明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职务，改任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级）；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兼任港澳办主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则兼任港澳办副主任，意味港澳办破天荒出现“一副国、三正部”的格局。这则消息给香港带来的震撼，丝毫不亚于同日发生的湖北官场大地震，许多人都在揣测：中央葫芦里卖什么药？有舆论甚至热议：张晓明被降职后，“几时轮到林郑”？
虽然湖北省和港澳办同时换人，但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对当地官员应对肺炎疫情不力的惩处，明显属于问责性质的人事调整；后者虽然亦在香港深陷回归以来最大政治危机的背景下发生，但人事变动只是表象，主要涉及全局性的结构改革。这反映中央治港思维出现了深刻变化，明白到要回应香港的管治困局必须施行一场“大手术”，而不是以为撤换一两个主事人，就能令香港雨过天青。外界继续纠结于中央是否“炒人”，无疑是捉错用神、见树不见林。
无可否认的是，香港的管治遇到逆风，彻底暴露了中央治港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只是换人而对难以持续的组织架构无动于衷，显然考虑不周，小修小补只会令香港的治理体系与衍生的陆港矛盾无法修复。从中央由去年反修例风波爆发后对香港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作出深刻反思开始，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要求可以看出，中央已意识到改革必须是全域的、深刻的、具结构意义的。从骆惠宁早前“空降”香港中联办，再到夏宝龙执掌港澳办，以及将这两个机构的关系彻底改造，将港澳办变相升格，均说明中央全面改革治港工作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的调整还会发生。
一国两制遇逆风 “两办”难撇责任
历年来不少民调显示，香港主流民意是支持“一国两制”的，不论建制或泛民都是这样，只是对其内涵及具体执行欠缺共识。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一大原因在于过去很长时间，中央以“区隔”手法处理陆港关系，误导了大家，变相巩固了“井水不犯河水”思维，致使不少市民对香港的宪制地位与角色一知半解，一些人甚至借机故意扭曲，并对中央在香港事务上扮演积极角色，以及对两地深化合作持有偏见，强烈排拒。在这些问题上，港澳办作为协调落实中央治港政策的关键部门，与在香港肩负“统战”任务的中联办承担大部份责任。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央对过往二十二年的治港经验显然作出了全面检讨，有了改革计划，而改革范围与意义亦触动了中国整个治理体系的变化，夏宝龙的任命就应该放在这个脉络去考察。根据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央表明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健全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中央治港政策的大方针，实际上就是宣示积极“一国两制”年代的来临。
对中央而言，它希望通过有效落实“一国两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来可以处理好香港问题，二来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参照，三来可为内地政府在认识内地问题上增添一个视角，无往而不利。
政治路线确定后 执行官员是关键
四中全会要求香港将错误实践的“一国两制”拨乱反正，这是非常强硬的。若要全面落实，除了需要手腕灵活、具政治历练的官员，更需要相应的组织配合，否则只会事倍功半。
单以人事层面来说，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意思是确立大原则后，执行者的本领便至关重要。夏宝龙与年初履新的骆惠宁背景相似，具备地方“一把手”经历，有在前线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经验，属于党性和政治性比较强的官员。他在主政浙江期间，完成了对当地经济发展模式持续优化的工作，据说得到中央充分肯定。过往的港澳办主任较具技术官僚色彩，相比之下，夏宝龙更懂得从整体结构与符合中央要求的政治高度来思考香港问题。
然而，中央今次任命与骆惠宁早前“空降”，均不是简单的人事变更，更包括对治港体系的大幅调整，并且提升了港澳事务在国家议程中的重要性。自从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在2010年卸任港澳办主任后，港澳办一直由正部级官员执掌。在风平浪静之时，这种规格未必出事，但近年香港经历“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风波，以及基于经济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挑战频现，政治形势大变，再加上中央在四中全会上阐明了对香港的期许，致使港澳办原有的规格已无法回应最新要求。如今夏宝龙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尊，“高配”出掌港澳办，证明港澳系统的政治重要性有必要提高，与“一国两制”作为十三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其中一项“显著优势”的身份匹配。
值得留意的是，夏宝龙身兼全国政协“大管家”（秘书长），肩负统战实务，不是坊间所称的退居二线“养老”，再加上他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旧部，故能藉其权威增强统筹协调各方力度，让两个特区更好地与中央及其他省市互动。就以国家正在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为例，这是香港强化与内地合作的重大机遇，夏宝龙可以运用其副国级身份和统战职务，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属副国级的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协调，推动粤港澳发展。
港澳办一马当先 便利前后方协同
另一方面，治港体系的重整还体现于把原本权责不清的机制理顺，扭转“三头马车”并驾齐驱的局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都属正部级，同在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下办事。过往曾有本地政界人士抱怨，港澳办和中联办地位相当，不清楚谁代表中央意见。“指挥链”不明确的结果就是三者“各有各讲”，谁也胜不过谁。如今两个特区的中联办主任划归港澳办主任统领，港澳办的协调职能变成领导职能，意味港澳体系不再是“三头马车”并行，而是一马当先，两马在后。“指挥链”明确之后，便能实现一体化领导，有利于前后方协同。
“一国两制”在香港遇上前所未见的挑战，陆港两地民情愈走愈远是铁一般的事实。但问题暴露出来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提供一个让人看清问题本质，继而寻找根本方法解决的契机。夏宝龙“高配”港澳办，显而易见地说明中央已逐步摸索到一套新办法。当然，人事调整还未尘埃落定，机构调整亦并未真正展开，若以为改革到此为止，实属无知，中央必然还会持续释放重大消息。无论如何，根据四中全会的宣示，“全面管治权”已经进场、“一国两制”亦由区隔走向融合，中央治港思路和政策显然已经彻底改变。
如同中共十九大强调“全面管治权”为“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时引起香港社会的焦虑一样，港澳办角色加强，中央对积极“一国两制”动真格，也必然会引发不少市民误解，可能出现民情反弹，甚至发生激烈冲突。但我们认为，香港人其实亦追求改变，希望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然而，改变的前提是，要放弃鸵鸟态度，既要认清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上唇齿相依，还要明白香港在政治上和法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份。只有认清香港的宪制地位，承认中央与香港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以及“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反映“一国”对“两制”的统领，我们才可以准确把握“高度自治”的“高”与“度”，让“一国两制”之路畅顺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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