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选择性的“有为”　政府，你究竟重视什么？

日前，立法会议员冯检基质询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为何房署辖下屋邨的休憩用地没有设置供公众人士使用的饮水机。这看似是小事一桩，但从张炳良的回应可见政府的管治思维与管治作风。

张炳良答道，《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并无就提供饮水机方面提供指引，而饮水机亦不是现有公共屋邨的标准设施。他认为市民如果需要饮品，可以自携饮品于有关场地享用，或在屋邨的商舖购买。

“无先例不做”则香港何来？

较之“全民退保”，设置饮水机也算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官员处理两件事情的态度如出一辙。香港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没有“全民退保”的发达社会，但议题拖延日久，仍无法推进。在4月的“全民退保”咨询会上，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明立场对“不论贫富”的“全民退保”有所保留。

她重申，“全民退保”危及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更会拖累政府要处理的其他退休保障项目，例如长者医疗、长者长期护理服务；并会压缩政府在其他政策范畴的开支，例如教育、交通、基建。她强调，在人口急速老化的情况下，“全民退保”的方案迟早入不敷支。

这套说法或许比张炳良的“何不食肉糜”论较能入耳，但其实同样站不住脚。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实大有提升的空间，税率不高，税基浅窄，有充分的条件调整收入结构。日本的所得税和消费税都比香港高得多，更征收资产增值税，但到今日仍算是经济强国，还是香港人心仪的国家。李嘉诚先生大量投资英国和欧洲，看来不会是因为那里的税率比香港低吧？

当然，司长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例如“迟早”是什么时候？加税要加多少？该加穷人的税还是富人的税？既然政府给“适合”拿退保的市民画了一条“8万资产”的线，那为什么不给富人也画一条多少资产以上便应缴更多税的线呢？

归根究底，林郑月娥仿佛只是在说：过去香港没有“全民退保”，现在也没必要有。但是我们不禁想问：过去没有，便代表现在不该有，将来不能有吗？

如果按照“无先例不做”的逻辑，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建高铁呢？为什么要建港珠澳大桥呢？又为什么要建机场三跑呢？上世纪香港的经济奇迹是从何而来的？

涉及大财团利益　政府非常“有为”

反观另一面，政府在某些涉及商界巨大利益的事情上却非常“有为”。假如有“指引”阻碍其行事，便会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机场三跑，因背后涉及多家大财团的利益，工程自然“事不宜迟”。所以政府“创意无限”，竟然想绕过立法会拨款，直接由政府出资。政府在推动这类有利于大商家的“改革”时，何其雷厉风行。假如在“全民退保”议题上也如此“创意无限”，相信一早便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又例如，回归以来香港的戏院数量锐减。上世纪90年代，全港戏院多达120间，现在减少至仅47间；座位总数由高峰期的12万减至目前不足4万，北区和大埔区的60多万居民，想看电影，最近要往沙田或元朗，因为区内一间戏院也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戏院是政府规划中的社区设施，是硬性指标。但后来，政府将商业及零售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的，为了让地产商自由调整可建楼面面积，于是将戏院作为社区设施的硬性指标剔除，结果新的商场建设都不会有戏院。那些被删除戏院的面积哪里去了？多数变成能收到更多租金的零售店舖或写字楼，戏院失去独立地位，变成商场的“附庸品”甚至“牺牲品”。

政府官僚作风　驱使抗争日趋激进

饮水机也许是小事，但其实将各种小事放一起就是大事，“全民退保”更是大事中的大事；而事无大小，只要不符合政府的施政和理财思路，政府的态度都是官僚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近年香港的抗争日趋激进，光靠一小部分人的煽动是不可能造成蔓延之势的，香港政府必须扪心自问：有没有认真倾听民间的声音。假如一味以官僚作风回应抗争，其所不欲则搬出“指引”，其所欲则不惜修改“指引”；这种情况下，“指引”只是符合政府推行政策的一面挡箭牌，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毫无社会公义可言。假如政府依旧这样任性妄为，不顾民间疾苦，实很难怪责香港的年轻人用愈来愈激进的手段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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