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流感病患逼爆医院　香港医疗还要乱到何时

今年的夏季流感活跃程度较往年明显，甚至有人形容其情况比2003年的沙士疫潮还严重，虽然这种张冠李戴的说法并不科学，但多家医院确实被求医的病患者逼爆，甚至要超负荷运作，而这种情况并非自今日始，而是早已冰封三呎。造成这个局面，不但因为政府在医疗方面欠缺应有的承担，同样关键的是一些来自医学界的既得利益者，为香港医疗改革倍添阻力。医疗问题人命关天，医疗体系的混乱问题，是时候终结了。

根据政府当局的数据，自今年5月5日的夏季流感高峰期开始至今，约360人已因为流感死亡，看到这个吓人的死亡数字，有人马上联想到造成299人死亡的沙士疫潮，内地甚至流传香港流感疫情较沙士严重的讯息，不少内地旅客因而取消访港行程。但是，以季节性流感与沙士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科学的说法。

皆因季节性流感与沙士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季节性流感是已知的疾病，既有具预防作用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可以注射，也有特效药可以治疗这个病；但2003年出现的沙士，当时连什么是致病源也不得而知，遑论有疫苗、特效药以供应用。更关键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沙士的死亡率高达15%，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疾病；而今次本港的季节性流感，死亡率约2.1%，与历年季节性流感介乎1.9%至3.3%的死亡率相比，其实属于偏低的情况，不少病患者只要依指示服用特效药，就可以康复过来。

虽然如此，造成一些人认为今次夏季流感比沙士严重的印象，相信因为本港多家医院都出现求诊者逼爆急症室、病房的情况，不少医院联网的病床占用情况已经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大批求诊者要日以继夜地等见医生，留医者太多挤爆病房，要将病床推放在走廊，香港的医疗体系一时之间变得恍如战地医院，难怪会引起外界一些人的不安甚至恐慌，以为香港因为受流感侵袭搞得几乎沦陷。

但了解香港医疗问题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场面并不是特例，而是香港市民已习以为常的常态，就算在没有季节性流感的淡季，急症室等候时间至少要几个小时已不是什么新闻。一些专科门诊新症的轮候时间更加是以年计，就以新界东医院联网看，轮候骨科新症需要184星期，即是3年以上；轮候精神科新症也要154星期，也接近3年。这种情况是何其荒谬——假如一个市民不幸地患上精神病，他到公立医院求医却要等3年才能第一次见到医生，在这漫长的等候时间中，他会遭遇到怎样的身心煎熬、病情会加深到怎样的程度？

因此，病向浅中医虽然是一个显浅不过的道理，但在现时的香港医疗体系下，却是一个难以达成的遥远目标，除非希望病向浅中医的病人，能够病向“钱”中医，即是光顾收费极其高昂的私营医疗服务，甚至为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弄得倾家荡产。很难想像，因为经济能力问题而得不到适切治疗的情况、穷人病不起的现象，仍会在看似繁荣富裕的香港发生。

若要追本溯源，要找出造成这种窘境的底因，香港公营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亦即香港政府实在是责无旁贷。因为对于医疗体系的问题，政府的主要角色是调拨足够的资源应对挑战，虽然今个财政年度医疗卫生开支将多达700亿元，占政府预算约一成半，是主要支出项目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投放，是到达了近乎“孤寒”的地步。

须摆脱“会计员”施政心态

综观全球不少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对公共医疗投放的魄力远远优胜过香港。据统计，香港公共医疗卫生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2.8%，不但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普遍达8%至9%的比重，就连韩国的约4%也比不上，甚至连中国内地的3.1%也不如。此在在说明，无论香港政府高官如何解释，表示已经对提供医疗服务有所承担，但从罗列在公众之前的数据，以至各家医院逼爆的现况，政府在医疗议题上有多少担当，已经不说自明。

这种情况再次突显，香港政府官员的施政理念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对于不少官员，特别是财金范畴的高官而言，似乎就是将政府施政当成一盘帐目来看待，以一个埋首数字堆的会计员的态度，数算着各式各样的开支如何砌成收支相抵，甚至最好做到年年有余，看着那笔累积成9,000多亿元的财政盈余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然而，这种施政理念极其危险，因为公共政策固然是涉及资源运用——也就是钱的问题，但最根本的是要为社会解决问题，如果眼中只有钱而忽略社会问题的本身，根本就是舍本逐末。在这种“会计员”的施政态度之下，造成了当前的医疗体系乱局，若政府高官仍不醒悟过来，当前的乱局只会愈来愈乱，因为随着香港人口老化，市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势将呈几何级数的爆发性增长。

试想，当一个人正值壮年，每年需要看医生的次数可能就只有一两次，但对于一个步入老年的人，看医生可能变成了生活的日常，经常要为各种身体毛病或长期病患出入诊所医院，长者患上严重疾病的风险需要更密集的医疗照料，以至住院的需求亦必然较多。如果政府官员仍以这种“会计员”思维，以为每年略为增加三数个百分点的医疗开支便可了事，不但香港现时的医疗乱局难望有解决的一天，这种情况更势必随着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变得更加严重。

公道一点说，政府对此也并非全无认知，例如在去年初，政府便宣布将预留2,000亿元，推行十年的医院发展计划，提供更多的床位与手术室。惟政府即使愿意投放资源改善一下医疗硬件，但最大的问题是，兴建更多的医院就需要更多的医生。但在医生人手方面，香港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困局。

香港的医生人手不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食卫局早前公布的《医疗人力规划和专业发展策略检讨报告》，推算到了2030年，香港在最差情况将欠缺1,575名医生、最乐观情况也会欠缺1,007人，但无论所谓的乐观或悲观推算，其实都是近乎盲目的乐观。因为就算填补了这些医生空缺，其实仍有极大的缺口仍未填补，因为当局的推算，大致仍以目前的人口与医生比例，即约1,000人有1.9名医生作推算基础，只是这个数字也明显偏低，较国际上普遍达1,000：3以上的比例大幅偏低，若要达到国际上相对理想的人口与医生比例，香港需要的将是几千名医生。

医生人手空缺急须填补

要处理这个问题，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培训更多本地医生，二是引入更多海外医生，但无论是哪一个办法，最大的阻力似乎不是政府不愿投放资源、推出政策，而是受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执业医生团体的重重阻拦，令这些倡议多年来难以寸进。

先说培训更多本地医生的问题，一些执业医生组织指，2003年时，政府因为削减医疗预算，令一些医科毕业生未获聘用，结果部分本港培训的医科毕业生要到新加坡等地行医，甚至转业，当时政府更要把医科学位由330人削至280人。这些医生组织认为，如果政府培训出更多的本地医生，他朝一旦又未获政府聘用，将变相浪费纳税人培养一名医科生所需的300万元公帑，因此当政府提出增加更多医科学额，执业医生组织都惯性地反对。当然，2003年政府削减医科学位，反映了政府高官的短视，但香港人口与医生比例偏低的情况，本来就应当解决，显著地提高人口与医生比例，而且在人口老化、医疗体系压力日益加重之下，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只会愈来愈严重，这种简单的计算，受过专业理科训练的医生们不可能不知。

至于引入更多海外医生，对执业医生组织而言更是不能碰的议题，这些组织会推说如果引入海外医生会拖低整体医疗质素，甚至指政府有意引入大量内地或欠发展地区的“庸医”。但这些说辞是何其荒谬，在港英政府年代，本港一向有引入英联邦国家医生，但这个机制随回归而成历史，现时不但没有引入英联邦医生的安排，一些在国际顶尖医学院的医科毕业生要取得香港执业资格，门槛亦相当高，相比新加坡政府容许多家世界知名医学院的毕业生到当地免试有条件执业，工作满四年而表现达标者更可获全面执业资格，香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制度，与关上大门没有多少的差异。

因此，当医生组织一面高呼医生工作压力太大，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资源，但另一边厢却对各式各样增加医生人手百般阻挠，背后动机实在启人疑窦。当政府的医疗资源更多，而分得资源的人手却不变甚至更加紧张，任谁都知道结果意味什么，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得益，将会愈来愈大。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推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以执业医生组织对增加医生人手一直持不符情理的反对态度来看，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说明这个现象。

当然，公众不应一竹篙打一船人，相信香港仍有不少医生衷心希望将医疗乱局拨乱反正，但一些善于运用其政治手腕、并长期盘据于一些医生组织的执业医生，仍掌握了业界的话语权，导至了今天的局面。惟行医者所为何事？医生的专业既不是搞政治，更不是唯利是图的商家。相信作为医生的，都会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词》，这份据说由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底所立、被视为现代医学伦理的教典中有这么一句：“余愿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之所及，恪守为病家谋福之信条，并避免一切堕落害人之败行。”当中所说的就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行医者必须以病人的利益为重。

面对当前的医疗乱局，无论市民、医生都应该感受至深，特别是眼见医院长期爆满、医生工作压力不断增加令医疗事故频生，受损害的正正是广大病人的利益。今天的香港，医生不但受到社会尊重，以收入计更是处身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社会大众并不介意为医生们提供最好的一切，因为医生本来就是一项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只是，当香港社会面对日益严峻的医疗乱局，医生们、特别是一些医疗界的既得利益者，到底拿什么回报普罗香港市民？难道就算任由香港的医疗体系步向崩溃，也紧抱着既得利益寸步不让，就是他们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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